唐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外文翻译资料

 2022-11-19 16: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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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ugent, Christopher Michael Brown.

学校: Harvard University.

学位: Ph.D.

指导老师: Owen, Stephen,eadvisor

学科: Literature,Medieval.

来源: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出版日期: 2004

ISBN: 0496792881

语言: English

(本文节选自原文80-89页)

唐代中国诗歌的发展

第二部分:诗歌创作与传播

潘铭燊先生曾经写道:“在唐代,流行的文学形式仅限于诗歌,因为诗歌是可以口头传播的。”诗歌在唐代是一种极受欢迎的文学形式,正如前一章所论述的那样,诗歌通常由口口相传的方式广泛进行传播。并且,唐朝也是一个见证了中国诗歌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今天之所以仍然存在着大量唐诗,是因为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唐代已有的文献记载中,已经作成的唐诗都会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如果说唐诗文化的口头流传是以暂时的标记为特征的,那么书面传播则是保护文化历史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形式。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不会取代另一种,唐诗的口头传播和书写文化两者并存,整体上和谐相处,彼此相通且相辅相成。

事实上,唐代以前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如此。诗歌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在秦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相对完整的保存下来。前一章中提到的《汉书》中就有记载说:“诗不仅仅是写在丝绸上的”,这说明口头传播的保存方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就已经存在。与之相似的情况也可以在《楚辞》中找到,或许是因为口头传播的方式已流传多年,其可以考据的被记录下来的证据都相对较晚。霍克斯指出,西汉淮南王刘安(179-122 B.C)所撰写的《离骚传》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楚辞》中有更多直接证据证明书面形式的文学传播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末才出现,当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在《文选》中,最早明确了书面记载在唐代早期诗歌教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唐代大部分读书的男性(和女性)都认同《文选》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内容进行大量背诵,且《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正如大卫·奈尼茨所说,《文选》在南朝时期被编纂,正处于见证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只能在包含大量书面文学作品的背景下进行。《文选》的编纂过程是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进行编选。据说原本有30000卷。事实上,无论其作者是否具有名气,只有以可用的文本形式存在的作品才被包含在这本选集中。即使是唯一可用的来源,口头流传的版本也是不被认可的。

早期诗歌作为一种具体写作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唐代时期,早期诗歌书面化的进程迅速加快,书面化程度也有所加深。唐代文人不仅诵读和赏诗,而且越来越专注于读书和作诗。在此基础上,现代读者对唐代诗歌文化更加熟知。唐代诗人写诗读诗,我们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是,翁等理论家认为,“初级品德”文化与掌握知识的人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以至于后者的成员很难对前者进行“准确而有意义”地构想,唐代与现代在碰撞时并不存在这样的障碍。然而,还有另一个特征,虽然不如口头流传文化那么容易发生变化,但是现代文学文化与唐代文学及印刷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差异。这两种文学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很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涉及到文章的写作,阅读和复制。但手稿文化毕竟可以高度识字,这是这些相似之处中隐藏着的重要区别。手稿文化中给予文章每次复制所需的时间和对于人力的要求远远大于最基本的印刷文化。手稿文化是一种每个过程都是由现实和(典型)的按时间顺序复制而产生的独具特色的文本。这些差异也代表着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文学“错误”和“改变”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在印刷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具有明显的不同。

前一章论述了唐朝文学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在对唐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被忽视。本章并不会集中对唐诗书面形式写作的作用提出相同的论据,而是认为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知道唐代的人以书面形式,阅读和复制诗歌。相关史据是广泛和充足的,毫无疑问的是再次对其进行调查也几乎不会获得任何收获。本章将重点介绍人们如何在唐代写诗,阅读和再现诗歌的细节。我在研究过程中所引用的的许多论据与前一章所用的证据类型相似:前言,轶事记录,历史著作和诗歌本身及其标题都将被引用以尽可能详细和精确地描述唐代诗歌的性质和用途。其中一个直接来自唐代的证据并没有口头诗歌流传版本,而是以在敦煌洞穴的诗意手稿形式存在。但是,这些手稿在下面的第五章中是非常重要的。

本章将分为若干部分。第一部分将研究书面作品的问题,并从现有的资料中推断唐诗如何以书面形式组成。我还将讨论写作与口头构成的作用以及两者的不同内涵等相关观点。 由于书面撰写过程的描述很少,所以此研究必然是简明扼要的。第二部分将广泛地研究书面传播诗歌的历史状况,考察诗歌以书面形式传播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传播方式本身带来的影响。本章的第三部分从内容上讲是第二部分,考察了唐代传播诗歌时的社会实践活动。虽然这些实践活动的详细记载比较缺乏,但是有充足的论点论据来构建一个关于人们在唐代手稿文化背景下如何复制诗歌文本的有效框架。我也会再深入研究一下品德思想问题,我认为虽然这些活动在写作和阅读方面都有主导作用,但这些实践活动在唐代口头传播中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唐代诗歌文化从来不只是单一口头或文字,而是两者的复杂合并。最后,我将对这些章节中阐述的细节进行整理查看。

一、创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唐代诗人想指定一首诗为口头流传之作时,诗的标题中往往会用一些专门的词语来将作品定义为口头作诗。当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后,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就变得困难起来,但往往对于是否为口头诗歌的识别还是简单的。不幸的是,唐诗中几乎没有专用的用来表明为书面作品的词汇。除此之外,尽管口头作文可以由作者在撰写时缺少书面作品的状况下定义的,但是将单一定义的书面作品描述为确定的书面作品的情况则更为困难。其实,来自中世纪欧洲的口头古典诗歌作家阿兰·雷诺阿曾写道:

“当我们处理在未知情况下完成的作品时,情况就很复杂,因为口头诗人在写作艺术方面受过培训已经被称为写作 ——也就是说,以口头写作的方式撰写诗歌和公式修辞。 结果是,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接受口头原则的一般有效性,但我们在确定过去的一个特定的匿名公式诗是否实际上是口头或书面形式的时候,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唐代诗歌通常不具有口头诗歌的特点,不论形组成的媒介如何。事实上,雷诺阿的观点都是具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不可能知道诗人是否在脑海里或口头上作了一首诗,除非诗人特别提供了相关信息,或者有某种第二方进行阐述。诗歌,要求口头作文没有任何具体的特征,要独立地证明自己为口述而作。同样,除了长篇大论之外,唐代诗歌中很少有明确指出其最初是以书面形式组成的。令人困惑的是,诗歌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在唐代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声”的书面作品,就像“无声的阅读”一样,必须被视为典型的例外。因此,我对“书面作文”的定义不会完全排除任何口头的内容。如果一个诗人吟诵一首新的诗,当他写下来,甚至在写诗漫长的过程中尝试不同的口头作诗,这将会被视为一种书面作品。

标题中缺少标志是书面作品的常见现象,加上同样没有暗示具体书写方式的内容,也就是说,不能用其口头作曲的诗歌作品进行分析。唐诗中诗歌创作实际情况的唯一证据来自对过程本身的描述。而这些,也许是因为这种做法很普遍所以很少。正如陆龟蒙的序言所表明的那样,将零散的素材组合临摹形成作品就像是研墨一样。我们也对《答李翊书》中的精神和哲学过程进行了描述,然而,这两个方面很少结合起来,作为一般的描述过程,像韩愈这样的例子可能是非常特别的。因此,下面的研究是简明扼要的,不能代表在唐代以书面形式撰写诗歌的诗人的完整情形。但是,我希望能够指出,在这一时期,人们一直以书面形式作为一种特定的写作传播形式。

思想触发灵感,那么写作似乎与关注的事物和思想感情有关。中唐时期的史蒂芬·奥文写道:“我们开始看到作家认同了引发作诗的环境,以及诗人内心的想法。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并不只是单纯的表达生活体验与思想感情。虽然时间分离和“工作”诗的概念不一定需要写作,但这种经验和反应的分离确实偏离了诗意灵感的“大前言”模式,一种具体的口头模式。”缺乏明确的书面写作的标识,使得难以确定书面作品数量是否随唐代的发展而增加。然而,上一章提出的口头作文的证据清楚地表明,中唐时期的唐诗形成方式方式远远少于先唐时期的诗歌。西尔维亚·霍特描述了欧洲中世纪古代法国诗歌的类似转变:“总的来说,有可能记录在十三、十四世纪后期的关注点的一般转变,从抒情表演到歌词组合,后者定义为更坚定地作为一种写作行为,而不是一首歌曲或宣言。

中唐时期,我们看到类似的变化也在中国显现。特别是杜甫,虽然他有许多声称为口头之作的作品,但是他也经常以书面形式作文。在他的诗作《立春》中,描述了从一盘新鲜的绿色野菜引发出的怀旧情怀,并怀着忧愁感伤的心情写下当时的情景,诗的最后一句写道:“呼儿觅纸一题诗”。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大前言”的形成模式所作的书面作品。杜甫的对诗歌的反应是对感官对于外部刺激的忠实反映,传统模式可能已经具有假定性,但事实证明其对于描写和书写作品的形式仍然是有用的。在杜甫的诗中,最后一句告诉我们这首诗是如何形成的,有一定程度的时间分离,但这并不是在晚唐才出现的一种写作技巧。

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也使用了相似的结构,在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描述了他撰写此诗的过程:

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

作诗呻吟内,墨澹字欹倾。

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杜甫在诗歌的口头和书面作诗上都大有作为。他详细的描述了他的写作过程的现实环境,指出他坐在哪里,他使用的材料以及将物质对作诗的影响都作为现实因素来说。然而,这首诗是与现实物质不同的东西。在作诗时,他注重自己内心所想,在心中酝酿,直到他用笔将诗书写到纸上为止,诗歌都是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然而,无声之诗是可以被能读懂它的人吟诵的。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书面的内容在现实中获取杜甫在自己脑海中吟诵的这首诗歌。理解这首诗深刻内涵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置于杜甫的脑海中,并听到杜甫正在吟诵的诗歌。在这种情况下,书面文本和杜甫所指出的“口头”诗之间进行了分离和独立。尽管杜甫对他的作诗过程中所需的物质材料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但这些信息对于理解他诗中的意义与内涵还尚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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