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古城研究型城市设计外文翻译资料

第1章

绪论

建筑、景观与记忆

1986年，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将保护称为一项“虚伪的运动”（phonymovement）。而保护主义者则奋力对抗地保护着约翰逊认为的那些危害了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are，New York）和波士顿后湾街区（Back Bay neighborhood，Boston）的历史特色的建筑。约翰逊的反击令人吃惊，这彻底颠覆了他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与保护主义者的一致，颠覆了他曾经反抗，甚至站在最前线对抗纽约市拆除富有纪念意义的麦金，密德和怀特（MciKim ,Mead＆White）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New York）的企图。那时，约翰逊认为宾夕法尼亚车站是一个足以与欧洲伟大的大教堂相媲美的建筑。1963年拆除宾夕法尼亚车站印发的愤怒推动了美国现代保护运动的进程，直接导致了1965年纽约市纪念物保护会（New York City 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的成立、1996年国家历史保护法案（1996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的通过和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对运动公共行政力量保护建筑、历史和文化纪念物的支持。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约翰逊认为保护的蔓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曾经的预想，他认为：“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它变得过于宽泛，如果每一位穿着网球鞋的女士都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被保护，那么保护将失去它应有的判断力。”约翰逊的这个观点不仅仅体现了他的性别歧视（一个他与许多当代保护主义的反对者们共同拥有的观点），更体现了他的精英主义观点。约翰逊认为，保护运动应该根据“建筑质量”和美学价值，符合权贵的利益，并且仅限于最具有建筑价值的建筑；而普通民众的想法，或者说，非建筑师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而真正基于场所、情感与历史联系的保护揭露并斥责了约翰逊的观点，认为约翰逊的观点充满了主观性和个人感情色彩，缺乏应有的责任感。

约翰逊并不愿承认美国的保护植根于人与场所的联系的观点，因为这与他所宣扬的鉴赏、或是建筑欣赏有很大不同。人与人在历史场所能看到的与不能看到的差异巨大；正确理解保护需要综合考虑历史建筑、景观的命运与文化、经济、政治、历史价值的紧密联系。而事实上，即使不考虑约翰逊所追求的保护运动形式，历史保护在美国现在不会，也从来不曾仅仅关乎建筑价值。通过分析十个不同案例中关于保护与拆除的辩论，本书旨在探讨那些在过去影响了历史保护的进程、并在未来也将与其密切相关的核心价值。十个案例分布广泛，从哈－得孙河（Hudson River）纽约市以北的大岩壁（Palisades）到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沿岸圣路易斯（St.Louis）的杰斐逊国家开拓纪念馆（Jeffrson National Expansion Memorial），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Chicago，IIliois）的麦加公寓（Meca Flat Apartment）到弗吉尼亚州夏诺茨维尔（Charlottesville，Virginia）法院广场（Courthouse Square）。事实上，保护主义者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特定的场所值得保护：他们关于历史、遗产和场所重要性的假设尤其重要，却时常未能阐述。然而，我们却能细细琢磨，揭开那些保护主义者与他们的反对者所坚持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保护主义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关注那些具有明确界限的场所－－无论是明确财产边界的建筑，如宾夕法尼亚车站；或是城市尺度以及村镇尺度中杰出的区域或是街区、如波士顿的后湾；抑或特别重要的有明确边界的景观，如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North Carolina）的比尔特莫尔庄园（Biltmore Gardens）、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Gettysbug,Pennsylvania）的南北战争（Givil War）站场、或是科罗拉多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所有这些地方都具有一种为保护主义者所珍视，却为其反对者所不屑的共性--可触性、有形性与物质性。而本书，如同保护本身，也主要针对真实场所的分析，并通过分析将讨论形成一个更广阔的思想与价值体系；而并不考虑那些与抽象环境相关的保护，如重要的历史记忆，或是私人财产的特权等。

保护通常需要包含对于熟悉的历史场所的维持；然而，作为一个学科，维持所带来的停滞却是保护最不应该有的特质。随着时间的变化，关于究竟什么才是保护的合理目标的理解千差万别；而同时发生变化的还包括如何在保护中合理利用私人与公众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与地点的变化，个人、组织与社会所接受到的关于能使保护受益的观点也不断变化。本书的讨论将始于对1824~1825年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在美国进行凯旋游行所经地点的纪念，并终于对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Superfund，《超级基金法案》 ）所涉及有毒废弃场所的历史解读的政治意义。这两个主题，无论在时间与地点上，看似迥异，却描绘了场所的保护与公民的持久联系。拉斐德游行发生于公认的美国历史保护起点一代之前。该章节主要关注了拉菲德游行所经地点与其早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联系，而这种关系无论对追忆历史还是引导美国当时的市民生活都有着特殊的力量。当拉菲德抵达这些历史场所，崇敬之情在人群中油然而生，这也直接构成了之后充满爱国热情的对于美国国家成立有关历史场所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对场所的历史与保护的虔诚方式也同样被应用在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所涉及的场所中，帮助这个处于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的时代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为本的公民观念。人们在建立继而清除这些有毒废弃场所时人类行为的反思中获益良多。无论是拉菲德还是对《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所涉及场所历史的解说者们，都对保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努力，而这些思考和努力无一例外都处于菲利普·约翰逊所建立的美学至上的保护理论框架之外。这两个案例，以及本书的其他案例，正如前文所述，生动地刻画了人们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挖掘场所与历史的意义的丰富手段。

1996年末，约翰逊将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New Canaan，Connecicut）的乡村庄园捐献了美国“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希望借此缓和他对保护的否定与批评。然而，即使此举确实产生效果，也只是更加巩固了约翰逊对与保护的片面看法。正是这座约翰逊终生保有的庄园里，保留着约翰逊那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玻璃住宅（Glass House，1949年），它与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范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和佛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流水别墅（Fallingwater）齐名，堪称美国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纪念碑。而约翰逊的捐献更加证实了他关于保护的看法--保护运动应该投入到那些公认具有学美价值的建筑。确实，玻璃住宅的设计，包括它的玻璃幕墙，它的高度可见的、一体的、仅有零星装饰的室内设计，被人们广泛地认为重视美学远远超过住宅本身的舒适性和宜居性。这是一项艺术而生的作品，也只应该被作为一项艺术品所保存，或可为未来的建筑师和他们的客户提供艺术创作的灵感。然而，情感因素和捐献所带来的税务减免也正在约翰逊的考量之中。约翰逊说：“可能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它具有历史价值，但是我确实希望国际主义风格能够在它过时之前被认为具有历史价值。”约翰逊决心使用建筑力量、他的个人财力以及保护的力量来为他个人的建筑遗产保驾护航。情感因素正是他所有努力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所有建筑师都希望能够名留后世。如果一片土地上的空间能够容纳12个建筑，我却宁愿保留这片土地也不要建造那个平庸的街区。我希望能够建设一个国家性的古迹。”同时，这次捐献还缓和了约翰逊和保护主义者们---特别是那些约翰逊任职“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理事期间的同事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菲利普·约翰逊于2005年逝世。随后，在2007年，“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将他在新迦南的庄园和玻璃住宅对公众开放。庄园中约翰逊的遗产，尽管按照它们的保护状况，都将导向其观点的对立面，其初衷却旨在执着地坚持约翰逊关于保护的观点，建筑美学应该成为保护运动以及“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工作的核心。美学确实处于本书所涉及的保护争论之中，然而，它却并不能成为本书的中心。例如，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北部哈得孙河大岩壁保护运动的章节，毫无保留地直接切入了大岩壁美好的自然与地貌景致作为保护核心的观点。而这种对自然景致的保护，当其在某一案例中升华为历史保护与自然保护的相互依存时，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大岩壁保护倡议的领导组织之一，于1895年在纽约成立的美国自然与历史保护协会（American Scenic and Historic Presevation Society）将历史保护与自然保护共同列入了其协会使命。设想倘若美学成为其组织成员考察的中心，自然保护当然仍将成为重点，而历史保护却将失去其本该赋予的关注。而同时，大岩壁保护运动还很好地描述了当人们所珍视之处却为私人所拥有并希望对其进行开发与破坏时产生的矛盾。沿着哈得孙河两岸，众所关注的大岩壁的自然之美不得不忍受着采石场开发者的破坏之手。

当面对以情感推动的保护运动时，菲利普·约翰逊将保护视为一柄双刃手；然而，在很多案例中，以美学准绳推动的保护却将其缺陷暴露无遗。二战后的芝加哥，保护的重心从曾经的历史联系转向了那些具有美学价值的建筑，特别是那些被历史学家们认为与芝加哥建筑学派（Chicago School of Anrhitecyure）崛起有关的建筑。正如本书谈及芝加哥的章节认为，保护关注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保护将仅仅包含一部分的建筑--那些路易斯·沙利文、佛兰克·劳埃德·赖特、或是伯纳姆和鲁特建筑师事务所的著名建筑，却放弃了芝加哥这座19世纪的美国城市；1871年的芝加哥火灾使这个时期成为芝加哥历史上拆除密度最大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次保护，其关注重心的转移对于这座城市无疑是一次保护的灾难。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护主义者，无论他们关注美学、联系或是其他因素，他们却总是在保护的同时也进行拆除。在50~60年代的芝加哥市中心，整片的街区遍布着那些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应该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建筑，而它们却毁于那个年代的城市更新与公路建设。那些曾经矗立的建筑，却无法为保护所触及而最终倒下--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保护主义者们造成了这场悲剧，他们无视了社区活动者和当地历史学家对于那些与芝加哥学派并无联系的场所的诉求。

在批判性的对保护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对其对立面--拆除的批判性思考必不可少。分析那些企图推动拆除的价值或可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保护的一条便捷之路。保护与拆除都包含了人们对现存场所的研究与描述，而这些描述最终成为决定是保留还是拆除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在芝加哥与其他美国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处于二战期间时，城市更新项目的确定通常包含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虚构破败景象”，并极力夸大对这些特定建筑与街区脏乱环境的描述。对美国城市的这种变化，我在本书有关芝加哥麦加公寓保护运动的章节中，从微观层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麦加公寓，作为一个建筑设计上的出色案例，保护的观点则认为其价值还存在于一些其他领域，在住宅供应、社会公平以及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与本土生存空间等主题有关。在本书关于布鲁克林（Brookyn）弗拉特布什地区（Flatbush）荷兰裔居住地消失的章节中，我研究了面对布鲁克林区的城市化进程，传统荷兰裔民居建筑逐渐失去其原有价值的主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布鲁克林荷兰裔居住地幸存的建筑遗产，如果这能当作是成功的保护，仅仅是因为它们被单独地从原有的环境与景观中移往了当地的公园与博物馆。这些住宅被收藏在与他们历史无关的环境与景观中，只能作为装饰艺术的大尺度范例。保护通常需要个人或社区与场所和谐共处，以保证能够抵御那些企图推动拆除的强大的自然与文化影响力。而本书关于芝加哥和弗拉特布什拆除方式的描述却多少凸显了保护主义者在面对将拆除形容为“着眼于摆脱过去的束缚、有益于建设美好的未来”时的束手无策与无可奈何。

保护或是拆除建筑和景观不仅仅涉及对特定场所进行的取舍。保护主义者普遍认为场所的实体特征对于建立现在和未来社会与重要历史片断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他们也因此设定了一系列的保护原则与政策，规范如何最好地维护、使用与改建历史建筑、景观以及它们周边的环境，以达到保护历史场所的“完整性”的最终目的。20世纪，保护组织制定了针对如何控制历史遗址的改变或加建的政策细节。例如，在1957年至2008年之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认为如果缺乏相关的参考与准则，历史场所的意义、重要性与可识别性将很容易受到危害，并因此发布了四十七项保护简报以引导历史建筑与景观的保护、维修、修复和扩建。这些参考与准则通常关注于历史遗产本身，然而它们试图对历史遗址邻近区域的新建建筑与新建景观的形式与特点进行管理与约束。在本书有关于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设计并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World Heritage list）]的保护与设计的章节中，我特别关注一个历史遗址本身对其中新建建筑的形式与特点的影响。由于受强大的保护理念与情感的引导，弗吉尼亚大学通常将校园内的新建建筑首先归结于杰斐逊主义（Jefferson）建筑遗产的意义与可别性的威胁。而这种思维所导致的结果令新建建筑更多时候被迫企图融入历史而最终沦为平庸，却无法从杰斐逊原有的出色设计中汲取灵感。在这所杰斐逊的大学以及企图许多企图保护历史“特征”与历史“完整性”的历史场所中，认为我们应该严谨地控制历史遗址的环境、令过去凌驾于现在与未来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这些历史场所中无处不在的平庸。此时此刻，保护主义者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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