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生态视角外文翻译资料

社会工作的生态视角

原文作者 Michael Ungar 单位 Dalhousie University

摘要：尽管自19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实践的生态模型对该行业至关重要，但基于深层生态学（Naess 1989）和社会生态学（Bookchin 1980,1982）发展的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对生态学理论的认识有着显着的不同 这是新兴实践的基础。 早期的社会工作中的生态学概念化与机械系统模型同义，不同于这种新生态学中发现的生态学原理对互惠性，非等级性和解放性的更多使用。

关键词：生态；系统；社会工作

“生态学”一词在1868年首次被Ernst Haeckel用来指代自然界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在传统用法中，生态意味着“对生物体的相互作用以及与环境、有机物以及无机物相互作用的生活条件的跨学科科学研究”（Naess，1989年，第36页）。 生态科学和社会工作这样的专业之间有着恰到好处的契合，其表达的目的都是是促进人与环境之间健康、相互依存的交易。最早的生态模式社会工作实践挑战了20世纪早期和中期流行的个案工作取向（Ramsay，1994; Wakefield，1996b）。 正如卡罗尔迈耶所说：“从个案到社会工作的运动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 它最终意味着家庭，团体，社区和组织的干预方法将被纳入社会工作实践的标题之下，并且要作出新的努力来干预案主的环境“（1983年，第12页）。

在对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回顾中，Geoffrey Greif和Arthur Lynch（1983）将社会工作者对生态学的理解追溯到解释生物体适应环境的生物学理论。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随着一个人进入每个新的情境 ，他或她通常会适应其要求，并且通过他或她的存在，至少在结构上改变了这种情况。 即使环境影响到人，一个人也在不断地创造，重构和适应环境。“（格雷夫和林奇1983年，第38页）。虽然这些早期的表述通过适应性强调适合性，但实际上它们忽略了观察者（社会工作者）相对于客户的位置以及帮助系统各部分的相对能力。 早期的生态模型基于建立在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1968）和格雷戈里·贝特森（1972）作品基础上的系统理论，并且最常用于社会工作者解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 这些由萨尔瓦多·米努钦（Salvador Minuchin，1974）等社会工作者开发的基于系统的实践模式，并没有解构那些决定哪种适应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人的立场。 在这些早期模型中隐含着一种天真的假设，即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从一个以适合当权者的方式建立平衡的体系中平等地受益（Luepnitz，1988）。

尽管在系统理论中存在这些缺陷，但社会工作者仍然发现了一种生态学视角，它基于对系统理论的扩展观点，比1950年代和1960年代流行的个体化干预精神分析模型更耐人寻味并且更加符合他们的使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埃德加奥埃斯瓦尔德（Edgar Auerswald，1968）开创性地将生态学和一般系统理论融入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和生态学实践领域取得了成功。随着思想的发展，生态学理论特别提到了交易过程，而不是系统中个人或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Woodrow 1983）。包括Carel Germain和Alex Gitterman（1980）的生活模式，Meyer的生态系统模型（1983）和Minuchin（1974）的结构家庭治疗模式激增。这种思想的融合和作者明确强调为实践提供指导性理论而不是规定，使得格雷夫和林奇（1983）观察到社会工作在当时正在逐渐远离“基于方法衍生的实践的分散观点设置“（第54页），这代表了该行业早期的发展。尽管其追随者认为以系统为基础的生态实践模式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1996a）认为，这种脱离实践的做法使生态理论对社会工作是多余的，因为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该专业仍然需要依靠经验进行的特定领域干预。

尽管存在这种潜在的冗余，生态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定义了渐进的临床实践（虽然不是社区实践）。Paula Allen-Meares和布鲁斯·莱恩（1987）的作品是当时典型的作品，将生态社会工作与相关行为学领域（动物行为研究），生态心理学（物理效应研究 环境对人类心理学）和民族学（在日常情况下对社会知识的研究）。Allen-Meares和Lane开发了一种评估模式，体现了生态因素的有序包容。他们描述了决定论是如何构成复杂交易过程的。这个描述与心理生态学公式B = f（P，E）仅有一小段距离，Kurt Lewin（1951）指出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

在Lewin的领域理论工作之后，Urie Bronfenbrenner（1979）将生态学视角推向了心理学领域的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 Bronfenbrenner的工作证明对社会工作同样有用，作为一个职业，它依靠心理理论来丰富实践。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同行们相对保守，他们对于把评估儿童环境作为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一项因素不够重视，Bronfenbrenner在写给这些同行们的文章中解释道：“人类发展的生态学涉及对积极的，日益增长的人类以及发展中人物所处的直接环境的变化特性的科学研究，因为这个过程受到这些环境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受这些环境所嵌入的更大的环境的影响“（1979年，第21页）。

Bronfenbrenner指出，尽管所有行为主义者都承认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但实际上对所研究现象的社会决定因素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只对环境的重要概念化进行了最浅层次的关注。 相反，行为主义者将环境同质化为一组与人的社会地址相关的独特变量。这种做法与这些研究人员在人类心理研究中系统研究的微妙差别形成对比。 直到最近才有证据表明，更深入的生态调查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例如，现在有足够的证据推测，家庭以外的世界中的生态力量正在影响孩子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孩子与父母的互动（Rich，1998）。

家庭治疗领域的相关工作与生态社会工作的发展和Bronfenbrenner的人类发展的生态模型并驾齐驱。 在实践环境中，对种族和性别的生态观点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交易过程中隐含的权力。 然而，这些观点发展得相当平缓，并且在最初并未挑战或解构主导价值观。 例如，约翰·斯皮格尔（John Spiegel，1982）讨论了一个波多黎各人的家庭，父亲过分地控制着女儿的社会和性发展。

因为我们正在处理基于Lineal或Collateral方向的家庭，所以重要的是让自己与家长联系起来。家长通常是父亲，但当他不在时，可以是母亲或祖母。既然家长掌握了文化上的权力，那么如果没有真诚地尊重这个权力以及他或她对家庭的目标，我们就无法进入家庭。因此，如果我们表明我们的目标之一是为了获得对妻子或女儿的自主性或个性化，我们就无法深入下去。（第48页）

批判性，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干预理论的支持者将会看到这种交易方法的问题，该方法以专家知识向治疗师提出指控，并提出一套在干预过程中未公开解构的西方价值观（参见Van den Bergh 1995; White1995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Deborah Luepnitz（1988）和Betty Carter和Monica McGoldrick（1989）的工作中，生态社会工作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解决压迫和权力问题，他们采用了对系统构成没有最终因果关系的交易模式，并承认社会工作者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

从一个非政治化的，但是背景敏感的生态社会工作转变为对交易过程中固有权力差异的公开批评，这种转变在Germain和Gitterman修订后的关于生活模型的经典文本中最为明显。 1996年版增加了三个新的概念领域：脆弱性，压迫，权力的使用或滥用，社会和技术污染;栖息地和利基; 和生命历程，个人所采取的轨迹，注意这些轨迹的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 这种对情境化，权力和特权的更加强调反映了文化敏感性的进步，地理政治以及对人类与自然世界万物互相依赖的理解。

可以说，如果要对生态学理论进行批评，就需要一个更加进步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尔科姆佩恩（Malcolm Payne，1991）所指出的，早期对生态学理论的理解并不成立。现代主义者认为，这个理论并不能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或为什么存在连接。生态学理论也没有足够的规定来直接告知实践。它过于包容，给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一般模式包含的指导。此外，它并不会批评不可行的系统的熵，不会质疑某些系统存在的价值。最后，它过于泛化，语言太复杂。这些反对意见表明，最初制定的生态系统或生态学理论夸大了系统某些部分的重要性，使得看起来稳态（系统稳定性）优于冲突和变化，并留下诸如层级和制度之类的潜在假设。这些对生态学理论的批评，部分是由于没有能力去解构其自身文化嵌入的系统唯物主义的结果。尽管不是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万灵药，但对基于系统的生态学的社会和深层生态反应确实提供了更好的理解社会工作者与他或她工作的人进行交易的环境和能力。

外文文献出处：A Deeper, More Social Ecological Social Work Practice

附外文文献原文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Social Work

The term “ecology” was first used by Ernst Haeckel in 1868 to refer to interdependencies among organisms in the natural world. In conventional usage, ecology mean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organisms in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surroundings, organic as well as inorganic” (Naess 1989, p. 36). There is a comfortable fit between the science of ecology and a profession like social work, which has as its expressed purpose fostering healthy and interdependent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The earliest ecological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challenged the individualistic casework orientation popular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twentieth century (Ramsay 1994; Wakefield 1996b). As Carol Meyer notes, “The movement from casework to social work was more than semantic; it meant ultimately that family, group, community,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intervention were to be included under the heading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that new efforts were to be made to intervene in the clientrsquo;s environment” (1983, p. 12).

In an early review of ecological theory, Geoffrey Greif and Arthur Lynch (1983) trace social workersrsquo; understanding of ecology to biological theories that explain adaptation of organisms to their environments. In human terms, this means that “as a person enters each new situation,

he or she usually adapts to its demands and, by his or her presence,changes the situation at least structurally. A person is constantly creating, restructuring, and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 even as the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person” (Greif and Lynch 1983, p. 38). Although these early formulations emphasize goodness of fit through adaptation, they practically ignore the position of the observer (social worker) vis-a`-vis the client and the relative power of each part of the helping system. Early ecological models were based on systems theories that built on the work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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