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度、城镇化和技术水平对选定亚洲国家的环境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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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度、城镇化和技术水平对选定亚洲国家的环境影响

巴基斯坦拉合尔中央旁遮普大学

Ayesha Ameer 和Kashif Munir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贸易开放度，城市人口，技术和经济增长对亚洲经济体环境的影响，涉及孟加拉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在于评估贸易开放性，技术，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对环境（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本研究利用涵盖1980年至2014年的数据通过随机回归效应衡量选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框架的环境影响。本研究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DOLS估计和因果关系检验来建立环境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从二氧化碳排放模型获得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碳排放有显著影响，而二氧化硫排放模型的结果表明存在倒U形EKC假说。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应该通过公共和私人层面的研究以及发展项目来使用新技术控制污染。

关键词：贸易 人口 技术 增长 环境 面板数据 亚洲

1.引言

公共支出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重要课题，更具体地说，人类可以在发展的同时而不会对自然造成损害。在过去几年中，社会和经济指标，即文化，经济增长，自由贸易，技术和城市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发展报告（2015）指出人口与经济增长和主要环境指标的下滑有关，例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自然资源的使用。经济增长，城市化和自由贸易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Mitra Ankita，2015）。我们能看到技术、贸易开放、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会相互产生作用。提出贸易开放的想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并且慢慢地发展成为理论，后来理论被用于实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贸易开放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运输和交流成本逐渐成熟并开始加速发展。自1990年以来，许多亚洲国家的贸易额增长率从20％上升到50%，而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上升2.5%至4.9％（2015年贸易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从0.52%增加到1.38％（人类发展报告，2015）。许多政府试图保护其经济免受国际竞争影响从而制定不同形式的关税。但是在2015年，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世界商品出口额超过了17万亿美元。过去三十年来，增长、自由贸易和环境的联系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环保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的批评人士认为经济增长和贸易自由发展到了不恰当的程度，此外人们也看到了地球自然资源受到了系统性破坏。一些环保人士宣称百年前的人们的健康状况好于我们今天的七倍。如果在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间出现了线性关系，那么环境状况就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越来越糟（Akbostanci 2009; Akin2014; Amin2009; Club of Rome1972; Javad，2014）。随着贸易的增加，用于发电和运输燃料消耗量也在增加（Javad，2014）。Frankel（2008）认为低水平的人均收入指向糟糕的环境恶化。

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支持者认为，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贸易增加了参与者的福利（Hossain，2011; Dean，200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环境质量开始下降。随着经济增长，温室气体开始减少，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形成了倒U形曲线（Dean，2002; Dimitrios 2003; Inam 和Khalil，2006;Grossman，1995; Graciela，1994; Kaufmann，1993; Narayan，2010）。

随着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加速，人口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阶段。2014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大于54％，预计在2050年将达到66％（联合国人口基金，2014）。 关于城市化，技术和环境关系有两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表明技术对环境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这会导致减少人类的缓慢减少，人类正在逐渐获得各方面的的技术进步（Mitra Ankita，2015）。 城市化的巨大增长需要大量使用能源、车辆和造成污染的建筑材料，导致如SO2 和CO2等气体的排放，城市化和环境状况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转变 (Shen etal,2005; Javad 2014; Kasi 和Sami.2016; Li 2016; Wang 2016)。

第二种立场主张技术是使世界更加紧密和帮助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人们发现排放量随着产量增长而上升，但随着持续的技术进步而下降，人们也发现在许多国家的技术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Brock和Taylor，2010; Kang，2016）。环境和城镇化的联系表明在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更高，并且城市化对自然资源没有任何有害影响（Ozturk et al，2016; Ulla，2010）。此外，一些分析结果发现在城市化和环境质量之间的EKC假说表明在STIRPAT框架内在二氧化碳排放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Akbostanci 2009;Amin2009; Assadzadeh2014; Cole 和Neumayer, 2004; Kasi 和Sami, 2016； Wang 2016)。

这个研究将会检验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技术和城镇化从1980年到2014年对亚洲国家环境的影响（孟加拉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研究具有以下具体目标：通过分析开放性，经济增长，技术和城市人口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来分析这些要素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并分析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城市化与环境技术（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的随机关系。本研究在选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框架内，通过STIRPAT模型来检查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经济增长，自由贸易，技术和城市人口的关系。特别地，技术对环境的影响至少了考虑巴基斯坦和其他亚洲选定国家。

通过扩充的STIRPAT模型利用11个亚洲国家从1980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来寻求经济扩张，贸易开放度，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具体分析我们选择了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是从不同的经济体中选出来的，如南盟和东盟，以了解这些国家是否是污染地。数据限制的问题也在于对不同国家的选择。研究首先主要遵循Erlich和Holdren（1971）基本的IPAT模型，然后进行扩充融合城市化因素和技术。该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框架，因为面板数据估计优于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通过独立变量间的大自由度降低共线性来提高计量估计的效率。本研究使用面板协整以及评估变量之间长期联系的因果关系测试（Gujarati，2005）。论文其余结构如下：模型、方法和数据在第3节叙述，实证结果将在第4节分析，第5节包含结论、局限和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2.1经济增长和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

Sweiter等（1993）研究了了NAFTA对于三个经济体（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自然环境和大气的影响。该研究利用了1980年至1991年的面板数据并且使用比较优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 贸易的发生，首先环境污染状况开始恶化，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污染减少。然而，高水平的收入提高了环境条件，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专门从事出口和生产影响自然资源的产品，他把这个世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重要部分是美国，德国，英国，拉丁美洲和非洲。通过提出不同的主张， Heckscher - Ohlin的比较优势被很好的使用，结果表明南部地区污染密集，研究总结认为通过政府政策和民营企业的努力，南方环境问题有希望更好。Antweiler等人（2001）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不同经济体的环境水平，他们使用了欠发达国家1980年至1996年和发达国家1971年至1996年的面板数据包括雇佣规模，组成和技术效果的因素。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对环境产生了影响，它随着国家的不同而或大或小，但可以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贸易开放都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Alexandrovich等人（2003）研究了收入对环境的影响。Paper（2000）使用了欧盟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 OLS估计法发现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环境质量水平也较低，欧盟高收入国家环境条件更好，它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更追求更好的环境水平。Stern（2004）利用2002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探讨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历史。结果表明有时发展中国家表现更好，但结果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EKC假说。因此，通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一国可以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Inam和Khalil（2006）运用涵盖从1972年到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巴基斯坦的贸易和其它不同变量（出口，人口，外国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土地）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使用了Dickey - Fuller和Johansen测试以及VAR模型。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环境有显著影响，政府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Abdulai和Ramcke（2009）调查了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他们使用了1980年到2003年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面板数据。这项研究采用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间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许多国家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许多高收入国家，贸易自由度不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低收入国家贸易自由度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得出结论，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面临更多的污染。 Akbostanci（2009）探讨了土耳其环境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研究使用了从1968年到2003年的面板和时间序列数据，涵盖土耳其58个省份。分析运用了单位根检验和GLS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和收入变量在时间序列上长期协整，面板数据表明排放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些发现为收入（人均GDP）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提供了证据。Amin（2009）使用了1999年至2000年马来西亚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对马来西亚环境的影响。Leontief逆方法显示混合燃料策略由于会发生空气污染导致CO2，SO2 和NO2排放水平上升，结论发现能源策略审查有助于环境安全。

Herpel 和Frankel (2009)研究了是否全球化导致环境恶化。研究使用了1990年发达国家的跨国数据并采用了OLS估计。跨国数据的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对环境恶化没有不利影响。如果每个国家不把它的话语权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Lean和 Smyth (2009)探究了东盟国家从1980年到2006年经济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他们将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的方法用于估计，结果表明在能源利用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排放与输出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个结果支持了环境EKC假说。在短期排放和电力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此外，它表明要想消除污染必须要减少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的能源消耗。Narayan (2010)通过估计长期和短期的收入弹性发现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数据从1998年到2004年43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收集而来，运用了单位根检验和非参数化方法。结果表明与其余三个区域相比长期中东和东亚的污染是较低的。但是，减少中东和东亚地区的碳排放为环境改善提供了机会。

Ulla (2010)分析了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贸易自由化影响了环境。研究通过比较优势使用面板数据来衡量贸易和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参考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存在的假设发现总排放在急剧增加后正在减缓，但是要消除污染需要额外的方式。Hossain (2011)调查了不同因素例如（城镇化、能源使用、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了9个新兴制造业国家从1971年到200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不同的面板数据测试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样本国家变量和能源消耗的协整提升了二氧化碳排放，所有解释变量在长期被认为是普遍显著的，因此文章发现制定正确的环境政策对减排有很大帮助。Pao 和Tsai (2011) 利用1980年到2007年的数据使用了面板单位根检验、Johansen检验和协整检验阐述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对自然的影响，证明了变量间的协整和因果关系。结论认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经济增长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这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增加。Zhang和 Gangopadhyay (2012)研究了中国长江三角洲贸易如何对环境产生影响。这篇文章通过合并、组成和技术影响方面使用了中国城市在2004到2007的面板数据发现出口和收入的增长对环境有坏的影响，因此贸易不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Akin (2014)使用了85个国家从1990年到2011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自由贸易、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的长期关联。通过面板协整和因果分析的使用发现了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以及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化是正相关的。结果也表明了变量间的协整关系，研究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加速了污染。

2.2城镇化和技术对环境的影响

Panayiotou(2000)研究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他通过对1970年到1990年经合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OLS估计来测量IPAT模型。结果表明了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之间的混合关系，结论认为政府应当引进新的技术来减少对自然资源和清洁环境的压力，这对人口增长非常重要。Cole 和Neumayer (2004)分析了影响空气污染和城镇化的要素，研究利用了86个国家从1977到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和54个国家从1971年到1990年的二氧化硫数据。该研究采用了OLS方法，就二氧化碳模型来说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口的弹性统一于整体，在二氧化硫模型中人口-排放弹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而急剧增加，从而得出结论与二氧化硫相比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更大。Dietz(2006)检验了欧盟国家人口、城镇化、现代化和财富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对1975年到199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STIRPAT模型通过OLS估计表明人口增长、能源因素对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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