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规模、机械化程度、粮食产量的提高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以中国浙江省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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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ystems

农场规模、机械化程度、粮食产量的提高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以中国浙江省为例

1. Marrit Van den Berg，Huib Hengsdijk, Joost Wolf , Martin K. Van Ittersum，Wang Guanghuo, Reimund P. Roetter

摘要：中国农业的经济增长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非农业的行业发展为中国更先进省份（比如浙江省）的农民提供了新的机遇，他们在城市所增加的收入为新产品的开发提供市场，迁移的农民就把土地租给那些留在农村的人。到目前为止，主流的粮食生产系统的主要劳动力依靠自身及牲畜，但更大型的由于迁移而产生的农场可能会推动、或者说他们需要农业机械化。在研究中，我们利用农村家庭的模拟模型来分析农场规模的扩大和从水稻到蔬菜生产的转变带来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目前的农业规模下，政府的双重目标——增加农民收入和增加水稻产量是明显矛盾的。农民可以获得与非农业生产工资相当的收入，但只限于他们完全转向生产更多有利可图的农作物的情况下，如蔬菜。然而，在更大的农场规模下，劳动力的限制阻碍了农民专门生产水稻作物，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稻米产量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机械化是大幅度增加农场规模的关键。

关键词：农场规模、收入增长、机械化、农作物多样化、中国

1. 引言

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给东亚以及东南亚，尤其是中国东部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的发展给工业和服务部门带来强劲的增长，它提供了在工资率上几倍于农业劳动回报的工作机会。目前,将近85%中国的农村家庭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就职于非农业部门(Rozelleet al.,2002)。但是，农业仍然消耗了近一半的劳动力，而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30%（Shane and Gale,2004;Yao,2002）。

非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在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附近，它是土地租赁的催化剂。迁徙的农民把他们的土地租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往往没有经济补偿(Kung，2002)。增加土地储备的机会和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影响到剩余的农业人口的福利以及农业系统的管理和绩效。到目前为止，主流的粮食生产系统主要使用体力劳动和动物牵引，但目前的发展状况可能会推动、甚至可以说需要机械化生产。

迅速发展的宏观经济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给农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不仅仅局限在扩大农业规模。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为蔬菜、水果和肉类等新产品创造了市场，从水稻到这些高价值产品的农产品多样化被认为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Hossain, 1998)，如此，防止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然而，农业多样化可能会减少国家的大米供应量，这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忧虑。自2000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4年不断下降(FAO,2004)，这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粮食生产。

本文提出了一种农户建模方法(Singh et al.， 1986)，以研究城市化进程为基于水稻的农业系统发展所提供的潜力。农业家庭制度是农业发展的支点，来自外部社会经济和体制环境的机会和限制和自然环境(资源)决定了农业家庭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因此使农业全面发展。农户模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去分析在给定条件下家庭的表现，并模拟技术、农业捐赠、价格或政策的潜在变化的影响。

我们的重点是评估土地储备扩大、农作物多样化和技术（即机械化）的影响，并考虑增加农业收入和稻米产量的这两个政府的双重目标。为了解释土地利用的不同决定因素，家庭模型将经济学、土壤科学和农作物科学的知识信息结合起来，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基于水稻的农业系统的多种选择。我们以浙江省浦江县作为该模型开发和应用的对象。这个省份拥有发达的非农业经济水平和中国最活跃的土地租赁市场。

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浙江省农业生产的相关背景资料，特别是浦江县的农业生产。在第三部分，讨论了研究方法:一种使用Leontief生产技术的程式化农场家庭的线性规划模型(Chambers, 1988)，该模型使用了根据最近的调查数据校准的专家系统。该模型用于模拟扩大农场规模和加快机械化进程的场景。第四部分给出了模型评价并呈现、讨论运行结果。第五部分是总结。

1. 浙江省的农业生产

2.1经济发展和土地租赁市场

尽管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25年里飞速发展，但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最引人关注的可能是农村收入相对于城市收入的较低增长。从1985年到199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率从2.3上升到3.5，尽管政府多年来大力扶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但1999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率仍高达3.3 (Yao, 2002)。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程度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可以相比(Yao，2002),这引发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我国非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城乡移民和农村工业化。由此产生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刺激了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因为农业劳动力市场发展不佳。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个体家庭享有可转让的使用权。然而，这些权利只能通过租赁而不是通过销售市场转让。从事非农业部门的家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出租土地的权利(Zhang et al.， 2004)。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比如浙江省，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农田被租赁(Kung,2002;Rozelle et al .,2002)。

租赁机会的增加肯定会让剩余的农民扩大农场规模和增加总收入(Rozelle et al.，2002)。然而，如果没有机械化，这种影响将是有限的。目前，一些农民雇佣劳动力，但由于需求高度季节性、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我们预计，当城市化和非农业经济的发展继续下去时，劳动力市场将变得更加紧张。这意味着当前的劳动密集型技术需要被更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取代，而这些资本密集型技术主要应用于机械化的生产活动。政府认识到越来越需要机械化生产来促进农村发展，并于2004年6月通过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Zhang et al.， 2004)。但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和当地的规章制度尚待完善。

2.2稻米生产和农作物多样化

拥有肥沃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的浙江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属于世界上最高产的水稻种植区。那里的气候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年降雨量在1100至1900毫米之间。水稻的生长季节从3月下旬一直延续到10月下旬，这意味着在第二次农作物被移植的情况下，两种作物都是可能存在的。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蔬菜。

在人均土地利用率低的情况下，农民传统上通过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实现了亚洲最高的水稻产量。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对粮食自给自足的关注刺激了技术的发展，使产量进一步增加。当前的技术，包括对肥料高度敏感的矮化品种和杂交品种，特征是具有浙江省10-12吨/公顷稻米的基因产量潜力(Huang and Rozelle, 1996;Wang et al.,2004;Widawsky et al.,1998)，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浙江农民大规模使用这些品种，化肥使用量每年增长5%左右(Widawsky et al.,1998)。

尽管有这些最新的技术发展,农民收益还是停滞在5.5-6.0吨/公顷稻米，自1985年起水稻总产量急剧下降,尤其是1990年代末(图1)。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稻面积不断下降,自1980年以来总损失约500000公顷(约30%)(Wang et al .,2001)。此外，浙江是第一个农民完全自由选择农作物的省份。到现在为止，大米的价格一直很低(Dawe,2002)，许多农民已经用单季的水稻生产或可选择的替代作物如水果和蔬菜取代了双季度水稻生产(图1)。

为了扭转粮食生产的下降趋势，政府在2004年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产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减少农业税。2004年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但仔细分析表明，这主要是由于价格上涨了30%、天气状况良好，而不是政策变化(Gale et al.,2005)。这些补贴不足以使粮食生产在经济上与其他作物(如蔬菜和水果)竞争。

2.3蒲江县的小农经营

为了支持我们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研究，我们于2002年在浙江省浦江县开展了一项广泛的农户调查。除了关于作物生产的投入和产出的数据外，我们还收集了关于家庭成员和非农业活动的资料。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该地区农业技术的多样性，旨在涵盖所有重要的农业类型。在浦江中心的低地（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大多数农业生产者是种植水稻和蔬菜的小农。由于小农农场没有正式登记，每个乡镇代表村的地方官员被咨询名单并对所有的农户进行分类。调查家庭是从这些名单中随机挑选出来的，这构成了家庭和计划层面的信息，其中包括20个水稻农场、6个水稻种植场和8个蔬菜农场，这是低地地区的主要农业类型。我们意识到这些数字是很小的，因此下面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只显示了实际情况。

农业类型与家庭规模、农场工人数量、年龄和户主教育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1)。平均家庭成员包括4个成员，其中2.5为农业工人数量。他的年龄在50岁左右，他享受了7年的教育。稻农农场规模最大，平均农场面积0.6公顷;水稻农场平均为0.3公顷，蔬菜农场为0.2公顷，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农业生产和收入水平在三种农业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较大的大米蔬菜农场的收入最高，超过3万元。农民平均在0.4公顷种植蔬菜，其余0.2公顷种植水稻，6个农民中有5个种植单季水稻，只有一个种植双季水稻。现行的蔬菜系统包括三种连续的作物。这些稻农的收入与非农业部门的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持平，为1万元（2.5万元为2.5个工人所分）。

蔬菜农场的收入不到混合农场的三分之一，每年近9000元。由于这些农民只种植蔬菜，而这些蔬菜的平均回报要比大米高得多，因此我们预计他们的收入会比混合农场高出一公顷。令人惊讶的是，两种农场的每公顷收入都是相似的，因为我们样本中纯蔬菜农场的蔬菜种植比混合农场少得多。许多人种植的是两种甚至一种蔬菜，而不是三种蔬菜。从我们的数据中不能推断出这种差异的清晰解释。例如，非农收入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没有系统性的区别，另一种解释可能是小农户的样本规模较小，或缺乏知识或小农户的市场准入资格。

稻农收入最低，平均每人每年不到3000元。实际上，由于平均值受到两个正离群值的强烈影响，这个数字甚至高估了他们的收入。大多数的稻农要么种植两两季水稻，要么种植一种单季的水稻。双季水稻的时间非常严格，晚稻的插秧只能在一周内进行。在本周内，几乎不可能雇佣外部劳动力。单季的水稻种植更加灵活，劳动密集的活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传播。这表明，当家庭劳动力不足以满足最高的劳动力需求时，农民就会从双倍的大米转移到单一的水稻。然而，在有限的样本中，我们无法确定种植密度和农场规模和/或土地/劳动比率的选择的关系。同样，在农场或家庭特征上观察到的差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家庭选择种植水稻而不是更有利可图的蔬菜。没有观察到的因素，如风险规避、传统、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渠道的知识，可能导致了这些选择。

1. 研究方法

3.1农户的仿真模型

3.1.1模型结构

为了探索农场规模增加带来的的潜在后果，我们开发了一种程式化农场家庭的线性规划模型(Singh et al.,1986)。该模型将农作物生产的收入最大化，取决于土地可获得性、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农业技术和市场价格。该模型假设对生产技术和市场有完全的了解，并且只涵盖对收入的偏好。因此，我们将无法解释研究区家庭中所观察到的所有差异。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个模型确实证明了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势，它与不断增加的农场规模有关:从蔬菜系统到水稻系统的逐渐转变。

劳动余额按月计算。我们假定雇佣劳动力是可能的，工资率为每天30元，即当前的农业工资率。为了反映在高峰时期的实际劳动力，我们将引用每月雇佣天数的最大值，我们将其设定为任意的45天。确切的劳动力可用性是未知且高度依赖时间的，但这并不是模型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对雇佣限制的精确数值有有限的敏感性。增加10%的结果是蔬菜的面积占5%，而减少10%的蔬菜所占的面积则减少了不到1%。每月的限制和每月至少雇用一些劳动力的可能性的结合，将导致对分配给双份大米的地区的高估，因为它的劳工日历非常严格。但是，其他的种植模式允许更大的灵活性，所以我们采用的一系列限制来完成从大米到蔬菜转变的现实模拟。

与劳动余额类似，财务余额也是按月计算的。我们假设农民在播种的月份里购买了所有的投入(除了劳动力)。在收获季节，用于种植收获作物的流动资金再次用于作物生产。这一程序允许确定生产所需的总营运资金，即使不同轮作的种植季节重叠。浙江省的情况也是如此。

假定营运资金是可自由获得的。在现实中，农民只能获得有限的资金，但是确切的数额是未知的，而且农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利用资本的可利用性，不是作为作物生产的事前决定因素，而是作为事后评价模型结果的一个因素。

3.1.2农业活动

我们假设Leontief技术(Chambers, 1988)用于作物生产，即农民可以从一组离散的输入和输出组合中选择，也称为技术系数，这些系数是利用第2.3节所述的调查数据生成的。TechnoGIN (Ponsioen et al.,2003, 2006)是一个通用的专家工具，用于集成不同类型的农作物生产信息(Hengs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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