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自卫：转变杜威的技术透明度观念

David I. Waddington

康考迪亚大学 教育研究系

[摘 要]在本文中，David Waddington提供了杜威关于技术教育经常被忽视的观点的基本大纲，并探讨了如何有效地更新这些想法，以便其在当代环境中可以应用。杜威思想的一些缺点也被研究了——他对科学方法的信心可能过大了，一些批评家指责他对科技灌输公民教育的渴望过于雄心勃勃。然而，Waddington在这一分析中认为，通过将杜威的思想与Bruno Latour等当代思想家的见解结合起来，有可能更新技术透明度的概念，以创造一种新的科学和技术教育方法。这一新的方法，被Waddington称为“关键转变”，它的目的旨在帮助公民对科技发展形成一个健康的怀疑态度。

介 绍

19世纪90年代末杜威搬到芝加哥大学后不久，得出结论认为：公民需要对支撑他们社会的技术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解。他在《学校与社会》中详细解释了这一承诺，但他并没有为这一立场创造一个方便使用的名字。为了清晰起见，我借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杜威的立场，我指的是他对公民参与技术的兴趣、对“技术透明度”的承诺^[1]。本文的目的是探讨这一历史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并根据当代社会的相关性和必要性，形成并更新为当代教学目标。

我的分析是从杜威的原始概念——对科技透明的解释开始，然后简要概述了这一观点中最重要的一些缺点。将明确的是，杜威在科学方法的信念可能已经过度，一些评论家指责他对技术灌输公民教育的渴望过于雄心勃勃。此报告将随后简要地阐述了Bruno Latour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他是科学社会研究的先驱。我认为，杜威的想法与一些当代思想家如Bruno Latour的见解相结合，还可以更新技术透明度的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强有力的科学和技术教育新思维方式。

这种新的方法，我称它为“技术透明度”，它是允许公民仔细分析科学和技术，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采取一种观察的态度。正如我详细描述的那样，像是几位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教育家已经意识到这种方法的潜力，并且早已朝这个方向前进。最后，我要处理的是，一种关键的透明度方法可能会对公民与科学的关系产生过大的腐蚀性影响。我认为，尽管这些担忧是合理的，但与关键透明度有关的应该是收益还是大于风险。

什么是技术透明度？

技术透明度的概念在杜威的《学校和社会》是首次也是最重要的出现。杜威通过提出一个问题开始了他的论述：在从农村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失去了什么？他的答案是，十九世纪的农村居民对他们周围的技术过程有了更好的了解：

整个获得照明的过程不是按下按钮，用电灯照亮房子，而是从宰杀动物和试图从动物身上得到照明的材料——制作灯丝和蘸蜡烛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脂肪。面粉、木材、食品、建筑材料、家用家具、甚至金属器皿、钉子、铰链、锤子等的供应都受到了刺激。在邻近不断开放的商店里，它们都经常被检查，而且它们经常是社区聚集的中心。这时候可以说整个工业过程都已恢复^[2]。

在19世纪的美国农村(至少根据杜威的说法)，人们可以直接看到有多少东西被制造出来。这种对生产本质的洞察力，曾经几乎是普遍的。 而在1899年杜威写《学校与社会》一书时，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正慢慢消失。

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杜威都认为，对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技术变革^[3]。因此，他推断，如果人们想要建立一个公民能够就社会变革做出商议性民主决策的社会，就要想出一种方法来创造理解技术变革的公民。美国农村的居民已经理解了那些简化了他们社会的简单技术，但是这种理解在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当然，杜威并不满足于抱怨这种老式的技术透明度的消失。此外，他意识到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方法，因为农场的简单技术已被工厂的更复杂的技术所取代。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公民，他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工业社会的工作方式，就像十九世纪的农民已经理解他们自己的技术如何运作一样。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设计了一门称之为“职业教育”的课程。杜威所说的“职业”是指“儿童层面的一种活动方式，它与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工作平行进行^[4]。在《学校与社会》第一章中，他提供了一个在实验室学校使用的职业之一的扩展例子： 纺织品制造。该过程的第一步是让学生熟悉原材料(例如羊毛)。然后，老师引导孩子们完成重塑、重新发现将原料转化为布料所需的步骤(例如，梳理羊毛和纺纱)。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种活动似乎是一种职业教育，旨在灌输制衣技巧，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大多数世纪之交的职业教育的主要重点在于教导学生成为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但和通过职业进行的杜威研究教育的目标却是截然不同的^[5]。这一点在Katherine Mayhew 和 Anna Camp Edwards的书《杜威学校》中描述得很清楚。Mayhew和Edwards兹曾是芝加哥杜威实验室学校的教师，他们对学校布料制作活动作了如下解释：

[学生]从绵羊羊毛到地毯，耐心地设计自己的纺锤，自己的染料，自己的织布机：当他们长大后，他在殖民时期的发展工业中更仔细地回顾了同样的过程。他看到，虽然机器的连续发明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最终改善，但直接的结果往往是付出手工工人被淘汰的惨痛代价，他们的困境表明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hellip;hellip;对于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来说，[工业史]对未解决的人际关系问题带来了许多社会和道德影响。如此教导，工作的历史就成为人类如何学会思考的记录hellip;hellip;改变生活的条件，使生活本身更美好——这是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痛苦的东西，并且逐渐地，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舒适和美丽。在这里，对于所有思想和具有社会头脑的人来说，逻辑上都遵循这样的提问 —— 为什么不为所有人提供安慰和美丽^[6]？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这一点是要改变它的^[7]。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杜威在设想技术透明时读过马克思，但毫无疑问，通过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激发社会变革。当杜威在《学校和社会》中发表评论时说，“今天有多少雇员是他们操作的机器的少量支持者！”他可能无意识地回应了共产主义宣言^[8]。

对于杜威来说，技术透明度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意识到社会问题，而且还打算让他们为工厂实现自下而上的变革做好准备。如果工人们想在杜威所希望的更民主的工业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工人就需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担任这个强大的角色。杜威学校的课程强调对科学和技术的普遍了解：学生重建并重新发现了历史技术。杜威认为，这种重新发现的过程会培养在科学与技术之中的工人，这些工人将能够作为继续努力发展更民主工作场所的先锋队。

杜威科技观批判

对于技术透明度，有可能会以各种理由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杜威通常对他的课程应该如何开展并不特别具体，即使他更具体一些，这种课程也需要教师承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外，这种技术教育的左倾倾向无疑会引起一些更为保守的人们的恐慌。然而，虽然可以对各种可能的技术透明度批评进行审查，但我将这一分析局限于两个重要和基础性的观点：杜威对教育的乐观态度以及他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度热忱。

反对杜威观点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之一是，它对人们的学习能力和愿望过于乐观。显然，技术上的透明性与希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教育中，公民将成为了解科学和技术的人。然而，杜威的一些同龄时代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在科学中，False Messiah，杜威的朋友(并宣称自己的弟子) C.E. Ayres对一个人能够产生一个对科学和技术有充分了解的国家的想法嗤之以鼻。Ayres认为，这种教育认为大多数人倾向于批判性的询问，而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做：

生活并不都是智力生活。相反，其中大部分是非常实际和普遍的苦差事，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寄生虫仍依附于文明的树皮。因此，尽管批判性思维在个人主义的罕见本质上蓬勃发展，但是苦干思维将根源传播到普通传统的粗俗和恶劣的土壤中，并标准化、制度化的从无数代同样愚蠢、明显和标准化的上帝之子的粪便中积累起来^[9]。

虽然Ayres愿意承认，人们可能会有一定的热情来宣扬与公民参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信仰，但他认为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有意义的社会运动的前景是遥远的。政治理论家和记者Walter Lippmann在“The Phantom Public and Public Opinion.”中阐述了类似的担忧。Lippmann认为，知识渊博的参与公民的理想是错误的，无法实现的。公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倾向，也没有专业知识来对大多数社会问题做出判断^[10]。此外，他们很容易被宣传技巧操纵。这些问题导致Lippmann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应该主要掌握在专家手中，偶尔召集公众来考虑专家之间的争议^[11]。

目前，让我们假设Ayres和Lippmann的想法过于相似，而以技术透明度为中心的教育可能会对所有公民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即使情况如此，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思考方式仍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考虑《学校和社会》的以下评论：

地球是所有人食物的最终来源hellip;hellip; 这是伟大的领域，伟大的矿山，热力，光能的重要来源，我们所有的农业，采矿和伐木业，我们所有的制造和分销机构，都只是其中的部分要素和因素^[12]。

在这个例子中，以人类思想为中心的话，杜威显然赞成把地球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这并不是说他缺乏对周围环境的审美欣赏。然而，虽然杜威经常质疑特定技术对人们的具体影响，但他并没有以更彻底的方式质疑技术的使用。

这可能与杜威对科学的强烈信仰有关，这一点在早期的著作中尤为明显。例如，在他1892年的《基督教与民主》一文中，他提出了一项具有启发性的建议，参考圣经中两个儿子的寓言。在这个比喻中，两个儿子被要求在葡萄园工作。第一个儿子表示他会去，但没有去。第二个儿子起初很不情愿，最后去葡萄园工作。在他充满光彩的寓言中，杜威表明：第一个儿子的做法与已建立的教会类似，后者宣称信仰但对科学充满敌意。根据杜威的观点，第二个儿子类似于勤奋的科学家：

小儿子说他不去，但到了大自然的葡萄园，顺服真理，揭示了法律统一的更深层次的真理，即一个连续的生命力的存在，全世界的巧合和重要的统一。这个启示是我们称之为科学中作出的^[13]。

杜威早期著作中的科学观是一个广泛的观点——当他谈到科学时，杜威似乎指的是几乎涉及任何一种系统的探究。他的立场也反映了他对黑格尔理想主义的承诺; 他认为系统的科学研究揭示了潜在的统一。随着他的工作进展，杜威从他的黑格尔承诺中大幅撤退，但他保留了他早期对科学的信心。1931年的一篇文章《科学与社会》很好地突出了这一事实。其中，杜威认为科学是一个危险但强大的中立工具，需要更加谨慎地使用。科学及其相关技术在自然界的“物理控制”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但科学方法只是偶然地应用于社会事务，这是杜威认为可悲的一种情况。对于杜威来说，对“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和技术形势的补救，应该更加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并且运用更多的技术，应用得更为谨慎^[14]。

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与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信仰提供了激烈的对比。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科学和技术不仅仅是中立的工具——而是全面的思想习惯，使人们以有限和有问题的方式思考。科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是一种深度有限的视野，一种无法捕捉到世界上丰富现象的程度下降，那就更有问题了^[15]。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更成问题。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技术的重要方面不是特定的技术，而是特定的思维模式，他称之为挑战。挑战是一种思维模式，侧重于可以从事情中获得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事情^[16]。一旦我们习惯了挑战性思维的习惯，我们会接受格式塔转换，让我们以病态的方式看待世界：把事物作为我们使用的原材料。 海德格尔学者Michael Zimmerman详细阐述了这一点。“要能把森林变成奶酪汉堡的包装，”他说，“人啊！不要把森林看作是生命奇迹的展示，而是纯粹而简单的原材料^[17]。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可以使公民对科技背后的思维采取更加批判性的立场。人们可以研究技术思想的本质，并决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接近世界。然而，尽管海德格尔的哲学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批判性镜头，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倾向于以过于宽泛的方式谴责技术。因此，当谈到如何处理特定技术的日常决策时，海德格尔的想法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具体指导。因此，为了给杜威的技术透明度提供额外的关键优势，可以参考最近关于科学和技术的批判性叙述：Bruno Latour的学术。

Latour的非正统观点

Bruno Latour拥有非常不同寻常的科学观点，为了了解他的观点如何有效的为杜威的观点提供信息，有必要对其中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做一个简短的阐述。但是，在这个分析的范围内，我不会试图对拉图尔的观点进行任何广泛的论证，因为这个任务将需要比这里可用的更多的空间。

关于Latour思想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认为科学事实本质上并没有被发现，而是完全由科学家的集体行动来决定。Latour理论的这一新颖方面在以下来自实验室生活的摘录中进行了说明：

没有生物测定，一种物质不能说是存在的。生物测定不仅仅是获得一些独立实体的手段，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结构。同样，如果没有分馏柱，物质就不能说是存在的，因为一小部分只是凭借眼力的过程而存在hellip;hellip;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现象取决于某些材料仪器; 相反，这些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材料设置构成。参与者用客观实体描述的人造现实实际上是通过使用铭文装置而构建的^[18]。

因此，通过生物测定检测特定激素的行为并不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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