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框架碰撞时:理解碳会计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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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框架碰撞时:理解碳会计

Ascui，F amp; Love‖，H

英国爱丁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摘要：本文旨在了解碳会计不同概念之间的张力和矛盾、设计方法、途径。本文借鉴框架理论来帮助解释“碳会计”一词目前包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本文的实证核心是基于对文献的回顾，并通过一些当代碳会计问题的例子进行说明。

关键词：碳会计

期刊：会计、审计和问责期刊

来源：电子期刊

年份：2013

期号：24(8):978-993

1.导言

碳会计对不同的人来说显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科学家来说，这是“对温室气体进行科学上可靠性和可验证性的测量的实践。

“温室气体排放”(沃森，2009 : 6 )对政治谈判者来说，意味着国家一级报告中排放量和清除量与承诺的比较规则(气专委，2005 : 265 )。对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市场的从业者来说，它涉及到相对于假设基线的排放量的减少，以及与创造新的可交易商品，碳信用相关的其他进程。

不同意义上的碳会计已经成为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几项关键措施的重要“推动者”，包括国家排放限制承诺、企业气候变化绩效目标和碳市场等。然而，它的作用和贡献通常被忽视。此外，不同形式的碳会计之间的联系、重叠和不连续性没有得到足够的批判性关注:碳会计不同表现形式各有其自身制度、规范做法和独特的话语，包括学术文献。本文从整体上看待碳会计在学科和机构中的意义，以便通过将不同形式的碳会计置于其历史和社会背景中来理解这些差异。

我们认为，当代碳会计空间可以被概念化为至少五个主要“框架”过程之间的碰撞，在这五个过程中，政治承诺和碳市场的“热点”新世界满足了物理碳会计、财务核算和社会/环境核算相对“较冷”的基础。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碳会计“框架”或视角是相对孤立的，更好地理解这五个框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制定基于核算问题的解决方案，否则这些问题会阻碍减缓气候变化的发展。

这五个框架构成了本文的实证核心。研究表明，关于物理碳测量的大量文献先于并影响了关于国家清单中碳的“政治”核算的技术性的文献，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随后的“市场使能”碳会计。只是在最近几年，随着碳市场开始对公司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财务会计师才开始处理这些市场中权利和义务的财务会计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08年；库克，2009年，洛弗尔，2010年）。迄今为止，只有少量但有价值的研究从更广泛的角度直接评估碳会计的政治作用和实践作用(见Bebbington和LarrinagaGonzaacute;lez，2008年；库克，2009年；麦肯锡，2009 )。总的来说，关于碳会计的辩论一直在框架内进行，相互联系相对较少。在这里，通过汇集和批判性地审视碳会计的不同含义，我们希望展示更全面评估的优势。

2.定义碳会计

从迄今为止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提供一个简洁明了的碳会计定义有些难以捉摸，也存在问题；这实际上是我们论文的重点。首先，“碳”这个词本身可以用来指几种不同的东西:科学家在严格意义上指元素碳；更普遍的说法是指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或者是所有温室气体的简称(见Bebbington和LarrinagaGonzaacute;lez，2008 : 714，注1 )。当与“会计”相结合并通过不同的参照系来观察时，可能的含义范围就会成倍增加。

我们认为，通过类比由多个框架之间的碰撞产生的混乱景观来理解碳会计是有用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清晰描绘的、本质化的调查对象( Callon，1998；Lohmann，2009 )。尽管如此，总结碳会计在不同参考框架中可能涉及的一系列活动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建议碳会计可以理解为:

通过在该表中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术语，可以对碳会计得出许多更具体的解释。因此，气候科学家主要关注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估算或直接测量，以供研究之用。另一方面，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有意在公司一级报告中描述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便企业自愿披露(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2009年)。因此，特定的定义就像是不同帧之间碰撞产生的景观路径。

3.框架政治

我们相信框架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碳会计的不同概念会发展起来，为什么某些问题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其他问题却没有)，以及为什么碳会计实践经常达不到预期。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兴趣问题:我们认为承认和理解这些不同的框架可以导致更有效的碳会计，从而导致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做出更有效的社会反应。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碳会计的概念涉及通过话语构建意义，Hajer (1995: 44 )将其定义为“hellip;hellip;在一套特定的实践中产生、复制和转化的特定的思想、概念和分类集合，通过这些集合赋予物理和社会现实意义。”碳会计的“对象”必须通过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话语行为来创造(德瑞克，1997；flyvbjerg，1998年；Hajer，1995年)。因此，这一问题的特点是在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办法上持续不确定和模糊，这就不足为奇了，就像臭氧层损耗或酸雨等其他有争议的环境问题一样( Hajer，1995年；Litfin，1994年)。

在语篇分析的广阔领域中(见费希尔和福雷斯特，1993年的综述)，我们集中在框架的概念上。公共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经济社会学中不同的文献使用框架的概念(例如，见Rein和Schon，1993；卡隆，1998年；霍夫曼和温特斯卡，1999年；《法律与监管》，2003年；Lovell，2004年；Lohmann，2005年；Callon和Muniesa，2007年；Callon，2009 )。在政策论述文献中，框架被视为看待、讨论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视角:“hellip;hellip;一种选择、组织、解释和理解复杂现实的方式，为了解、分析、说服和行动提供路标。框架是一个视角，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一个不确定的、不明确的、有问题的情况并采取行动。”(雷恩和舍恩，1993 : 146 )。同样，对于卡隆和其他人在市场分析中，框架允许市场代理人通过围绕市场划定界限来计算和理解市场(卡隆，1998 )。在这两篇文献中，通过围绕一个问题设定边界，框架作为进一步行动的重要先导( Hajer，1995；金顿，1995年；Rein和Schon，1993 )，在出现新的政策问题(如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应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框架通过构建辩论的术语，预测相关的某些形式的知识、专长和实践，来定义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

4.碳会计的多重框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一系列行为者和学科试图以各种方式衡量“碳”及其影响。我们确定了碳会计的五个主要框架，包括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会计师和活动家等不同的参与者。

4.1物理碳会计

我们的第一个框架可以被描述为自然科学对碳会计的观点，即通过生物物理环境对温室气体流量进行物理测量、估计或计算和归因。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瑞典地质学家阿尔维德·霍格博姆在1895年给出了全球碳循环的第一个定量描述，包括对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人类贡献的估计，后来他的化学家同事斯万特·阿伦尼乌斯在1896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发表(霍格博姆，1895年；阿伦尼乌斯，1896年；罗德、查尔森和克劳福德，1997年)。尽管阿伦尼乌斯当时只知道两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但他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一倍( 5.7℃)所带来的潜在变暖的估计出人意料地接近现代估计(阿伦尼乌斯，1896；c.f .气专委，2007年a )。然而，他认为，根据霍格博姆关于当代排放率的数据，这种结果不会在几千年后出现。只要碳会计的含义被认为是良性的，或者最糟糕的是遥远的，它仍然是地质学家和大气化学家主要感兴趣的话题，他们试图了解自然过程，例如过去冰河时期的原因。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莫纳罗亚天文台对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仪器测量越来越精确，这证实了二氧化碳浓度确实高于工业化前的水平，而且还在上升( Pales和Keeling，1965 )。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的科学关注已经完全“溢出”了纯粹的科学框架，成为激烈的政治和经济辩论的主题。这场辩论发生在多个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在大会上，一些决议最终导致1990年联合国大会第45 / 212号决议。该决议启动了谈判，并在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这可以被视为我们第二个参考框架——政治碳会计——的创建时刻。

4.2政治碳会计

以《气候公约》为代表的气候变化的新政治框架要求对物理碳会计进行相应的重新架构，以适应一系列新的目标，包括赋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公约》第3.1条)等具有重大经济后果的词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成立于1988年，是正在进行的气候谈判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在这一重新规划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福格尔，2005年)。气专委是一个典型的“边界组织”，它在科学和政策机构和行为者之间进行联系和调解( Jasanoff，Markle等人；1995年；Guston，2000 )。事实上，它产生了明确的“混合”知识，既不是纯粹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纯粹的政治知识，而是两者兼而有之。气专委的主要报告既包括科学家委员会编写的科学文献摘要，也包括决策者摘要，该摘要只有在邀请所有国家参加的《气候公约》全体会议高度紧张的政治舞台上才能定稿(米勒，2001年；Fogel，2005 )。

《气候公约》规定所有签署方(“缔约方”)必须在国家一级进行碳会计。第四条第1款(甲)项要求所有缔约方“使用缔约方会议商定的可比方法，编制、定期更新、公布和提供hellip;hellip;不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的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国家清单hellip;hellip;”(联合国，1992年)。气专委负责制定必要的“可比方法”。《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于1995年正式出版，很快被《1996年修订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气专委，1996年)取代。随后，1997年，在《气候公约》及其附属文书《京都议定书》下，授权使用经修订的1996年指南进行国家碳会计。

4.3市场支持碳会计

20世纪90年代，部分研究者利用全球变暖潜力来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排放的不同温室气体进行相应的评估，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开始将气候变化基本上视为一个最佳控制问题，其理想的政策解决方案是边际减排成本等于气候变化造成的边际损害( 1991 : 924 )。从这里开始，假设一个减少温室气体的市场比最明智的决策更有可能达成这一最佳解决方案，这是一个虽小但意义重大的步骤。自199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打破决策僵局、以低于预期的成本减少排放和促进创新方面试验了一种管制二氧化硫排放的市场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Wambsganss和Sanford，1996年；约翰斯顿等人，2008年；麦肯锡，2009 )。主要是在美国的坚持下，《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个别上限被国际排放交易、联合执行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三个“灵活机制”联系起来，共同创建了一个由排放义务驱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全球市场框架(联合国，1998年)。

5.结论

总之，我们希望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碳会计在概念上有争议，与政策相关，是一个丰富的研究课题。碳会计中未得到承认和解决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破坏对气候科学、政策、市场和报告的信心，从而最终阻碍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理解碳会计提供了一个为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做出积极贡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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