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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译文

财务报表舞弊:动机、方法和检测

介绍

本章报告了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欺诈行为，同时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但在继续之前，澄清财务报表欺诈与公司其他形式的不道德或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的。注册欺诈审查员协会(ACFE)最近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在组织可能面临的各种欺诈中，职业欺诈可能是最大和最普遍的威胁”(注册欺诈审查员协会，2018年，第6页)。职业欺诈被定义为“由自己的官员、董事或员工对组织实施的欺诈”(注册欺诈审查员协会，2018年，第6页)。实际上，这是由受托保护公司的人从内部对公司的攻击。会计欺诈是职业欺诈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所有(或者大多数)职业欺诈都是会计欺诈。想要明白为什么，请考虑职业欺诈分为三大类:(1)腐败，(2)资产挪用，(3)财务报表欺诈。

腐败包括利益冲突、发票回扣和操纵投标。在ACFE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此类欺诈占全球职业欺诈的近一半。

资产挪用包括盗窃现金、篡改支票和付款、费用报销计划以及雇佣“幽灵”员工。

财务报表欺诈是本章的重点,包括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的要素故意的(有时是犯罪的)错报。

本章首先将欺诈的主题放在更广泛的会计错误和偏差的背景下，然后讨论了会计偏差和操纵何时成为欺诈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法律和监管准则提供了会计欺诈的定义，但这里的讨论揭示出，区分偏见和欺诈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本章接着讨论会计欺诈背后的动机。其中一些动机与资本市场行为有关，而其他动机主要反映了管理层薪酬计划中典型的合同激励。随后的部分描述了财务报表用户可以用来检测会计欺诈的几种工具和经验方法。本章以一些对审计人员在欺诈检测中的作用的评论以及总结和结论结尾。

会计差错的来源

根据Young和Cohen（2013年，第1页）,“财务报表的存在是为了向在企业中拥有或可能拥有经济利益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些声明应有助于投资者在投资地点上做出增值决策；银行家决定一家公司是否能够偿还债务；和供应商评估潜在客户的信用风险。其他关键群体包括税务机关、工会代表、竞争对手、法院、反垄断监管机构、客户和潜在员工。除了在公司中拥有股份或潜在股份之外，所有这些团体都享有外部支持者的身份。财务报表提供了一种手段，公司内部人员——官员和董事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向外部人员传达他们公司的财务实力、盈利能力和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为了实现其经济和社会功能，财务会计必须抓住企业潜在的经济现实——这一目标可以用以下方式示意性表达:

财务会计=经济现实

然而，由于许多原因，事实要复杂得多:

财务会计=经济现实plusmn;错误

财务报表充满了错误，因为编制它们需要如此多的估计和判断。本章的主题——欺诈是错误的一种形式，但大多数错误都不是欺诈。会计过程中的差错有三个来源，其中只有一个与欺诈有关:(1)计量技术的局限性，(2)随机性，(3)管理偏差。

计量技术的局限性

第一个来源指的是反映世界上两种主要财务报告制度局限性的错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近年来，这两种制度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进会计准则的工作还远未完成。例如，目前大多数公司投资是在“专有技术”和其他无形资产上进行的——这与不久前大多数投资是在有形资产上形成对比。对后者的会计处理并非没有争议，但与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相比，关于其适当处理的问题更接近被解决。由于大多数无形资产的短暂性，这种会计核算很复杂。例如：当员工离职时，在员工技能方面的投资是否应该被视为资产？会计监管机构尚未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当然，关于无形资产的会计准则已经存在，但由此产生的数字不一定反映经济现实。

随机性

第二个误差来源来自经理的估计。例如，假设一家公司计划进行重大重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都要求一旦决定不可逆转，就对重组损失进行估计。然而，有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就知道这些事件的代价吗？如果一家公司预计总成本为(比如说)1亿美元，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实际成本将与该估计值不同。财务报表充满了这种无意的错误。由于这些错误和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自然产生的不确定性，两个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可以检查相同的数据并得出不同的结论。简而言之，即使管理层的意图是完全诚实的，错误也会发生。因此，假设财务报表没有错误是不合理的。

管理偏差

第三个错误来源——管理偏差与前面提到的随机、偶然的错误有本质的不同。将这种偏差与随机误差区分开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误差是由设计造成的。在前面的重组示例中，管理层可以决定确认1.25亿美元（而不是1亿美元）的重组成本。直接的影响是减少公司利润，或者增加公司损失2500万美元。与此同时，重组条款（负债账户）得到认可，形成了欧洲人所说的“隐藏储备”。在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术语是“饼干罐储备”，是几年前由《华尔街日报》创造的。一家公司可以在以后期间逆转或恢复这些储备来人为地提高利润。

这种做法的动机是收入平滑，即在非常成功的年份减少利润，而在平庸的年份使用由此产生的利润储备来提高利润。其效果是平滑收益的时间序列，这可以使公司看起来比实际风险小。精明的投资者不太可能被这种“花招”所愚弄，但它确实为高管团队提供了另一个潜在优势。举例来说，假设一家公司当年的业绩导致首席财务官的奖金在年底前达到最大值——如果首席财务官的薪酬计划对特定年份的奖金金额进行了限制，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报告超过奖金最大化金额的利润对首席财务官没有好处，因为这部分利润没有得到回报。因此，一个明显的动机是在高利润年度“过度储备”，目的是建立一个会计利润储备，以提高未来或低利润年度的绩效奖金。以这种方式向上或向下偏置财务报表数字本身并不构成欺诈。可以肯定的是，道德问题会被提出来，但这种做法几乎从未让企业高管入狱。

许多管理偏差的产生是因为“会计选择”，或给予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和估计的自由。会计选择是经理人手中的强大武器，他们出于种种动机，倾向于误导资本市场或其他支持者。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操纵会计数字的努力都集中在收益的组成部分上:收入、费用、收益和损失。出于这个原因，“盈余管理”一词经常与“财务报表操纵”以及更通俗的术语互换使用，如“做假账”和“创造性会计”。当然，其他财务报表也受到操纵，包括资产负债表（通常低估债务）和现金流量表（通常高估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盈余管理与欺诈:区别在哪里？

财务报表操纵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盈余管理和其他形式的会计操纵在哪里结束，欺诈在哪里开始。也许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方面是，虚假陈述是否是故意的。换句话说，不存在所谓的“偶然欺诈”。此外，欺诈必须是实质性的(也就是重大的),并且该行为必须导致另一方遭受损失。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是负责监督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规定的组织，它这样看待这一问题：区分欺诈和错误的主要因素是导致财务报表错报的潜在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PCAOB，2019年)。这一定义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明确区分欺诈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不当行为。例如，常规类型的盈余管理，如超额配置，是故意进行的，但很少被认为是欺诈性的。因此，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定义对调查人员或其他相关方几乎没有实际用途。

盈余管理很少是欺诈性的——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不是。例如，收入特别容易受到操纵，但很少被视为欺诈。在一个被称为“渠道填充”的计划中，一家公司通过在临近会计期末时运送比客户想要的更多的产品来增加收入。通常，顾客会被折扣价格和/或延长付款期限等激励措施所吸引。经常使用这种策略肯定会破坏卖家的价值；原因是客户会倾向于推迟下订单，因为他们预计在供应商的会计期末可能会有更优惠的条款。但卖家以这种方式操纵收入是否构成欺诈？可能不会。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请将会计操纵想象成一个光谱，一端是完全干净和诚实的会计，另一端是公然的欺诈。从前者到后者，会计政策变得越来越不诚实。所有形式的虚假会计都可能被视为欺诈，至少在道德意义上是如此；然而，从实际(或法律)的角度来看，存在一条必须跨越的界限。是否发生这种情况取决于错误陈述的程度，其他方(例如投资者和银行家)受到伤害的程度，在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以及政府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可获得的资源。举例来说，当一家公司提供虚假文件来支持确认虚假收入时，就有可能越界。当然，大多数会计操纵的情况更加微妙，因此不太可能被政府官员判定为欺诈。

现在考虑一个服装制造商的例子，它使用一种被称为“开单留置”的常见做法。这种做法比渠道填充更进一步，但从法律角度来看，是否足以构成欺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开单留置是如何运作的。该公司收到一份合法的销售订单，该订单已处理完毕并准备装运，但客户尚不愿意或无法接受交货。然后，卖方要么保留货物，要么将货物运送到一个不同的地点——也许是第三方仓库直到客户准备好提货。然而，卖方在装运到临时地点后立即确认收入。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在货物所有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之前，不应确认收入。但是，使用第三方可以让卖方声称产品已经转让，因此收入可以确认。这个行为是欺诈吗？尽管开单留置似乎比渠道填充更有道德问题，但被起诉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管理层必须知道收入确认的太快了，否则就没有必要运送到第三方仓库。这种行为引发了有关管理层意图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但检察官不得不选择他们的战斗。他们倾向于以起诉不太明确的案件为代价，追查更加恶劣的无良会计案件。

为什么经理会犯会计欺诈？

会计造假的动机很多；然而至少在上市公司中，它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两类之一。第一类主要包括合同激励——特别是与会计结果相关的奖金计划，如每股收益(EPS)、息税前利润(EBIT)和销售增长，以及避免违反基于会计的债务契约。第二类是资本市场激励，包括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新的企业融资，提高基于股权的薪酬价值以增加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价值，以及内幕交易收益。

合同激励

高管股权激励与欺诈明显相关的观点似乎显而易见，但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完全是片面的。一些研究发现两者有很强的关联，但其他研究很少或根本没有发现。Efendi、Srivastava和Swanson (2007) 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这些作者证明，当首席执行官持有大量现金股票期权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重述”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与股价直接挂钩的持股增加了高管们“玩”财务游戏的动机，目的是提高或至少维持公司的股价。Peng和Rouml; ell(2008)支持股权激励往往会鼓励无良会计行为的论点。他们特别发现，员工股票期权的存在增加了与证券相关的集体诉讼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股票薪酬的存在比没有这种薪酬更有可能导致可疑的会计行为。Call、 Kedia和Rajgopal (2016) 报道了类似的发现。相比之下，Armstrong、Guay和 Weber (2010) 没有发现首席执行官股权激励与会计违规行为之间存在积极联系的证据。所以尽管基于股票的薪酬经常被认为是会计不当行为(包括欺诈)的动机，但学术证据显然是混杂的。

资本市场激励

第二个基于资本市场的激励是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股权或债务融资。例如，一家公司可能夸大其收益，以便为新发行的股票获得更高的价格，或为新发行的债务获得更低的利率。在极端情况下，公司甚至可能利用会计游戏来掩盖财务困境(Dechow、 Sloan和Sweeney1996)。这是欺诈吗？这些错误肯定是有偏见的，金额往往很大，投资者可能会因为新发行的股票支付过高或以人为的低利率发放贷款而受到伤害。尽管如此，公司经理很少因这种行为受到刑事诉讼。

在管理层收购的情况下，因为经理们希望以更低的价格收购公司(或部门)，当他们低估收益时，也会出现偏差。Perry和Williams(1994)在这一点上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被经理人私有化的公司在收购前的几个月通常比没有被管理层收购的公司采用更保守的会计政策(即低估收益的政策)。

另一个动机是试图在短期内提高公司股价，从而在内幕交易中获利。例如，Beneish (1999)发现净内幕交易(即卖出减去买入)在收益被夸大的时期更高。这一结果意味着，经理们倾向于夸大公司业绩，预测未来的股票销售。Peng和Rouml; ell(2008)提供了类似的证据，表明在受到证券集体诉讼的公司中，内幕交易有所增加。因为内部人士意识到对财务报告不当行为的指控会导致这些诉讼，所以他们在集体诉讼期间行使更多的期权并出售更多的股份。

薪酬合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动机类别，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基于会计的奖金计划。与每股收益、息税前利润和销售增长等会计数字直接挂钩的奖金，为经理们提供了玩数字游戏所需的所有激励。关于这一点的轶事证据是压倒性的，但学术研究结果是不确定的。Healy(1985)指出，会计选择的偏差方向(即故意低估或高估收益)是由最符合管理层利益的偏差方向所驱使的。例如，如果某一时期的业绩表现不佳，以致经理们可能达不到奖金要求的最低业绩水平，他们往往会采取人为提高相关会计计量的会计政策。相反，如果管理层预期某项会计指标会超过年度奖金最大化的水平，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少报利润，因为他们报告的一部分业绩将得不到回报。此外，这种保守的说法会产生一种隐藏储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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