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税负：历史视角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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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税负：历史视角

B. K. Atrostic and James R. Nunns

11.1介绍

11.1.1概述

税收负担反映了税收政策对于其主要目标的满足程度，提高了政府运行所需的收入。权益有两个方面。第一，纵向股权，涉及分配给具有不同支付能力纳税人的税收方式。第二，横向股权，涉及分配给具有相同支付能力纳税人的税收方式。因此，税收负担措施解决关于税收政策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影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些措施是经济和世界事务、重大税收和经济政策立法、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以及从收入与财富研究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始，五十年以来的数据和技术创新的历史经验总结。这个论文回顾了这些措施对历史上联邦税收政策的影响和统计背景。

这一时期的各种税收负担措施反映了经济增长和衡量理论，涉及政策变化、新的数据来源和外部社会经济力量。理论与收入、财富、税收测量上的进展改变了衡量税收负担的分析方法和计算方法。在整个美国经验税负测量的历史上，不同的分配问题引起了政策的不断变化。政策的变化为新分析技术的产生提供了动力。新的数据源，以及这些技术的产生为人们提出税收负担的新观点、发现税收改革的新方向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来的重大社会经济力量、经济理论的进步以及数据的发展影响了税收负担评估措施。 表1 1.1中的时间表表明了这些发展之间的重叠。

B.K. Atrostic是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局的财务经济学家。 James R. Nunns是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个人税务总监。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只是作者的观点，绝不代表财政部的意见。所有的错误和遗漏是作者一个人的责任。作者特别希望感谢玛格丽特·阿斯顿（Margaret Acton），他的历史知识和税务分析办公室及其前身办事处的档案是非常宝贵的。雷·麦克法登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援助。 Carolyn Greene提供了在准备手稿和表格上的宝贵的支持。

本文重点研究税收负担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税收政策的发展，政策的影响，数据进步、经济理论和测量的用途。很多学者都对这些主题进行了研究。Blough（1952）和Pechman（1987）讨论了美国税收制度的总体结构和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 Mieszkowski（1969），Whalley（1984），Musgrave（1985）和Kotlikoff和萨默斯（1987）总结了税收发生理论。Shoup（1972）根据国家局五十年来改善经济学的定量研究，评估了税收和税收负担定量工作的状况。Musgrave和Thin（1948），Atkinson（1980），Devarajan，Fullerton和Musgrave（1980），Auerbach和Rosen（1980）和Kiefer（1984）评估了税收负担措施。

11.1.2定义税收负担

税是一项支付能力，税收负担是衡量税负的先决条件。税是从纳税人没有直接受益的地方强制性的支付给政府的。这个定义将用户费用和商业收据与政府企业（如国有酒类）区分开来。三个都是政府收入，但只有税收部分纳入税收负担研究。毫无疑问，收入，销售和消费税包含在内。财产税和其他税收的处理方式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如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的工资税的处理方式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就工资税而言，当个人有资格获得保证金时，最终个人可以得到的是工资扣除所需缴纳税款后的金额。 大多数税负研究涉及在税收征收措施中支付的财税。

支付能力一般以收入来衡量。海格西蒙斯对于收入的定义，是一个广泛的净经济权力概念（或消费加上净值变化），是最常见的理论收入概念（见Musgrave 1985）。税收负担研究中使用的实际收入措施通常与完整的海格 - 西蒙斯措施不同。调整后的总收入（AGI）在税收负担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部分原因在于它《收入统计》一书有介绍。根据“国际税收法”相关部分定义，AGI通常省略了许多组成部分的收入，如转移支付，和扣除不是做生意的成本。近期税收负担研究的其他收入措施，例如扩大经济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扩大调整后的总收入使其与海格西蒙斯独立于现行税法的措施近似。

NBER（1937）和（1943），国家资源委员会（1938），Goldsmith et. al. (1954)和Smith（1975）给出了收入和财富的定义和衡量标准。

通过降低要素收入或提高产品价格来支付税款，减少了纳税人的实际收入。税收负担措施试图量化这种效用的下降，并且对支付能力的降低进行了评估。如果在经济体制中改变相对价格，那么税收可能会对纳税人造成超负荷的负担。税收还规定行政和合规费用。除一般均衡模型外，税负研究通过缴纳的税款来对税收进行计量，并尝试不计算超额负担也不计算行政和合规成本。

11.1.3 衡量税负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研究各级政府的税收措施，并且在具有代表性的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收入方面得出结论。具有代表性的纳税人是指没有家属的、每年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已婚纳税人。政策讨论中广泛使用这种形式的税收负担措施，因为它可以提供税收建议方面的独特见解。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也比较容易学习。

综合数据研究每个收入阶级所缴税款的比例以及每个收入阶级税收与收入的比例。这些措施在20世纪40年代初计算得到，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取而代之。

目前的税收政策分析依赖于分解的一般均衡和微数据措施，作为第三种类的有代表性的纳税人的研究也仍在继续。这两种较新的方法都利用了频率的进步以及联邦统计系统提供的详细经济数据。

微数据模型依赖于大量的调查和个人管理记录信息，产生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并且拥有处理大型和复杂的数据文件的计算机能力。实用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于政策分析更加有用，因为计算算法可行，而且它是比原始分析二乘二模型更大和更逼真的模型。

随着分析能力的增长，决策者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例如频率、税务建议的细节方面以及对整个税收结构的概述。微数据模拟模型是国会和财政部用来检查这些详细的政策问题的主要工具。然而，也存在着一些因素限制这些模型解决政策问题。一个限制是缺乏足够详细的分析需要的税收、收入、财富和消费数据。一般来说，这些数据不是一起收集在同一个调查中的。统计联系的方法论在调查中仍然存在分歧。Morgenstem（1963）提出的关于错误准确性的问题，经济学家归因于调查得出的数据和他们自身估计的一系列数据源，这些也适用于估计税收负担。几乎没有统计信息提供估计可靠性的措施。另一个限制是在提供多个模拟的系统中，在期望的细节水平下，计算机系统的实际能力。

11.1.4论文的组织架构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上半个世纪形成的税收政策的理论背景。衡量税收负担的四大方法：代表纳税人，汇总数据，微观数据和适用的一般均衡。这些会在第11.3-11.6节中详细讨论。财政部用微数据模型分析税法，会在第11.7节中更详细地介绍，以强调提高衡量收入和税收负担能力的政策需求。

11.2背景

11.2.1历史背景

所得税是联邦、州和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对税收负担的程度和分配的评估是很重要的。1913年实行现代联邦所得税之前，大多数联邦收入来自关税和消费税。1913年以后，只有少数相对富裕的个人支付了所得税，并且随后的立法在免除低收入者所得税的同时，提高了联邦收入的比例。20世纪20年代（1921年，1924年，1926年和1928年）的四大收入行为提高了个人豁免。在大萧条之初，联邦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约占联邦收入的60％，虽然联邦纳税人人数相对较少。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收入的来源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份额发生变化。收入和销售税被国家广泛采纳。同时，联邦政府也增加了它的收入要求，试图在大萧条期间使预算平衡并为改革和救济方案提供资金。联邦消费税，占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到1934年，在本文所涵盖的年限之前，消费税已经增长到联邦收入的61％，绝对值从193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1934年的22亿美元。政府收入变化的来源和自1929年以来税收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份额在表11.2中给出。

11.8结论

过去50年的税法立法以税收负担衡量为基础得出结论。税收负担的评估决定税收增加或减少（例如，消费税和所得税之间的选择），影响特定税收的结构（例如，连接着个人豁免、联邦所得税中的贫困线标准降低以及纳税人之间的分配比率变化）。

经验税负的衡量反映了同期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方法论的进步，新的计算技术和新的来源以及各种数据都产生了新的税收负担。同时，税收负担措施有着和经济理论以及相应结构一样坚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领域，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无论是在发病率理论（微数据模型，一般均衡模型或动态模型）或更广泛的福利措施选择（一般均衡模型）上。一般均衡模型的计算算法越来越有效，而且将二元性理论引入到一般均衡模型中，减少了所需计算的数量。当前的计算技术使微型仿真可以更加详细的分析决策者的普通工具包的标准特征。

微观模型的约束主要来自于数据可用性的限制、估算和统计匹配的可靠性以及外推技术。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也受到这些制约因素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研究。为政策所用的税收负担措施的改善很有可能来自发病率和测量理论的进展，测量理论可以从静态数据提供更强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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