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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影响了废弃物管理实践的选择？

——以菲律宾稻秆管理为例

Cheryll C Launio, Constancio A Asis Jr, Rowena G Manalili, Evelyn F Javier and Annabelle F Belizario

摘要：本文应用多项分对数模型，分析了农民选择焚烧稻秆、稻秆还田或将稻秆移出农田的原因。从2009湿季到2010年旱季，我们在四个主要水稻产地随机采访了四百位农民。以焚烧为基准类别的模型结果，显示出农场类型、草垛位置、13岁以上的家庭成员数量、奶牛所有者以及家到农场的距离等这些都是影响农民选择还田或移除稻秆的重要变量。重要观念的变化、对环境法规的认知和对激励态度都对农民选择露天焚烧稻秆有负面影响。优先选择还田而非焚烧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是农民参加培训所获得的知识以及对稻秆还田的影响的认识。非水稻种植所获得的收入、总的种植面积、权属状况、焚烧和固体废物管理的省级条例等也是影响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们建议继续向农民提供关于水稻生产的培训，增加对用于其他用途的稻秆的需求，提升人们对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方向的认识。

关键词：稻秆；农业废弃物；稻秆管理；稻秆焚烧；稻秆还田；多项分对数模型

引言

水稻稻秆在大多数种植水稻的亚洲国家仍被视为农业废弃物。例如，菲律宾，每年平均生产约10吨的水稻稻秆（不包括水稻茬口），其中大部分稻秆被燃烧。开放田地燃烧稻秆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微粒排放问题以及二恶英和呋喃等其他元素影响人类健康(Gadde等人，2009;Tipayarom Oanh,2007;Torigoe等人，2000)。事实上,菲律宾科技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燃烧稻秆和其他农业废弃物的二恶英和呋喃对空气和土地影响，比汽车尾气排放更巨大(DOST,2006)。此外，研究表明，由于稻秆燃烧后无法正确返回到土壤中去，造成了土壤中的养分大量丢失(Dobbermann Fairhurst,2002)。

鉴于稻秆焚烧在当地和国际文献中所记录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这些负面影响，政府鼓励农民减少稻秆焚烧，并采取更加保护环境和人性化的稻秆处理方式。事实上，无论是菲律宾（RA 9003）现有的《固体废物管理法》还是1999的《菲律宾清洁空气法案》都禁止在工作场合露天焚烧，其中包括稻秆焚烧。在一些省份和城镇也通过了针对稻秆焚烧的具体条例。

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农民仍然焚烧稻秆，或者，将稻秆还田到耕作的土壤中去。地方政府也无法实施相应的法律，特别是在每年生产大量水稻稻秆的的大米种植地区。稻秆焚烧从而继续加重空气污染，加剧在以灌溉水稻为主的农业系统中已经很高的甲烷排放水平。

因此，本研究旨在确定为什么农民选择焚烧稻秆、稻秆还田或稻秆堆肥，或者清除田地里的稻秆。当有两个以上的稻秆处理方式，利益是每种方式的解释性变量的影响，对于农民的选择，我们决定使用多项分对数模型建模。该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从四个水稻生产大省中随机抽取了灌溉和旱作的村庄中的400个农民，对这些农民进行2009年和2010年干湿季度调查的调查数据。

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它不从社会经济和农业有关方面解释农业废弃物管理方法，更重要的，它还从农民的观念和态度，以及现有的省的有关规定解释废弃物管理方法。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有许多研究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应用的决定因素，目前就我们所知还没有找到，特别是关于处理稻秆的做法。

环境友好技术应用的决定因素的文献综述

理解为什么农民采纳或拒绝某些管理技术可以提高环境友好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使用效率（Nowak, 1992）。以埃塞俄比亚北部生活垃圾处理决策因素的研究为例，使用多项式分对数模型的估计，例如Tadesse等人（2008）研究发现人口特征，如年龄、教育和家庭规模，对替代废物处置方式的选择影响不大。相反，废物处理实施，如垃圾箱的供应和距离显著影响人们废物处理的选择。

然而，通过Fuglie和Kascal（2001）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拥有的农场大小，其牲畜的价值，非农收入，家庭劳动力供给，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都对采纳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技术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积极的作用。另外， Deressa等人使用离散选择模型（2009）得出的结论，选择适应气候变化和适应障碍的方法受到户主的学历，性别，年龄和财富，获得推广和信贷，气候信息，社会资本水平，农业生态设置和温度的影响。在生产中使用农作物品种和机器类型也显著影响了农民的是否焚烧农业废弃物（Gupta,2011）。

卡拉等人（2008）发现，政策相关的变量也决定了农民的选择，例如，许多当地和国家的环境法规影响了美国农场的管理做法。他们对玉米农场的研究中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格的环保法规可能会增加人们接纳某些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比如发展中国家制造工厂，环境监管和市场的压力对人们是否接纳环保技术的影响比社会压力更大（Luken,Rompaey,2008）。

农民的观念，意识和观念也是决定环保管理方案的潜在因素。例如，拿水土流失而言，农民接触环境问题的层面和对保持水土的认识，决定了他们对保持水土的做法和态度（Vignola等人，2010； Waters等人， 2010）。农民对健康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化学品的认识也增加它们采用可持续的农业技术的概率（Filho等人，1999）。因此，增强农民的动机和风险态度的正确理解对提高农业环保绩效是非常重要的。（Greiner等人，2009）。

鉴于上述文献，本研究采用稻秆处理的替代方式、社会经济、政策、农民的看法和态度等作为决定性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一、方法论

（一）数据和信息来源

家庭调查在四个水稻主产省区进行：

（1）新埃西哈（顶级生产商）；

（2）莱特（代表米沙鄢群岛和与现有禁止焚烧稻秆禁令的省）；

（3）北哥打巴托省最大的稻米生产国棉兰老岛；

（4）北伊罗戈省（代表拥有稻秆市场的省）。

调查问卷包括：潮湿和干燥的季节的详细的稻茬和稻秆处理措施，如稻秆焚烧的比例和时间，稻秆还田时间，稻秆堆肥的做法，和以稻秆为基础的营养管理（如果有的话）；以及水稻种植户对稻秆焚烧和其他稻秆处理措施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分别在四个省中进行了焦点小组讨论，目的是深入探讨稻草稻秆焚烧对环境影响的影响，以及现有和潜在的政策、体制选择，减少负面影响，促进积极影响。

住户调查中采用多阶段分层区域概率抽样设计。初级抽样单位是镇（村），生态系统（灌溉和旱作）作为分层变量。从每个水稻生产省的各个镇中随机抽取十个样本，灌溉和旱作各镇的数量按比例进行分配。

（二）数据分析

研究中使用的无序-选择模型，其可以通过一个随机效用模型（Greene,2003）。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农夫选择稻秆焚烧，稻秆还田或稻秆堆肥决定是取决于他认为可以从稻秆处理方法中获得预期效用。第i个调查对象对应其中的j选择，假定他选择j的效用方程如公式（1）所示：

Uij = Vij eij（1）

其中，Vij是确定性分量或可观测分量的组成部分，eij是误差分量或影响选择的不可观测的组成部分。被调查者选择选项j意味着他从选项j（uij）获得的效用比其它稻秆处理办法（Uik）的效用高。调查对象选择j中的概率如公式（2）所示：

Prob ( j ) = Prob (Vj e j gt; Vk ek ) （k ne; j）（2）

由于有两种以上的稻秆处理方式，其中的利益是每种方式的解释变量，农民采取处理稻秆方式的个体效应采用多项Logit模型建模。这在这项研究中，焚烧稻秆与每个选项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基本类别的对比。在一般的多项Logit模型，选择j的概率可以表示如下（公式（3））：

P( j) =exp(micro;Vj)

sum;exp(micro;Vk ) （3）

k

为便于解释，在这项研究中估计的结果报告为相对风险比，即取多项式Logit模型的幂系数。相对风险比率的标准解释是在解释变量的单位的变化，结果（选择）的相对风险比与参照组（焚烧组）的相对风险比将一个变量在各自的参数估计模型中的保持恒定。（http://www.ats.ucla.edu/stat/stata/ output/stata_mlogit_output.htm）

（三）解释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效用(V j)可观测分量的功能是所选的社会经济因素、季节和农场相关因素、政策相关变量以及认知类变量。（表格1）

表格1：影响农民选择稻秆处理方式的假设因素

1.社会经济特点

总体来说，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1岁，平均农业经历为24年。平均家庭规模为4.8，包括3.5个成年人，平均有2个有收入成员。调查对象大多数为小学毕业，但也有48%的人为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有半数调查对象是农业组织成员，有47%的人曾经在近5年内参与过水稻生产相关培训。平均年收入为每家150,000菲律宾币，而旱种法收入为13000菲律宾币。在农场资产产权方面，有70%的调查对象是农场主，25%的调查对象拥有牛或水牛，有25%的人拥有两轮拖拉机。平均每户家庭拥有2头牛。

表2 按照管理实践描述了一些农民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特征。年龄，平均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没有出现在表格中以区分三组调查对象。在选择稻秆还田或移除稻秆的人中，调查对象拥有牛的百分比为26%-45%，仅有10%的人选择燃烧稻秆。类似的，选择还田或移除稻秆的旱作法农民的比率高于那些选择燃烧稻秆的农民。

表2：按季对四个省、稻秆处理方式选定的农民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2010-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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