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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创业转变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使命
Harvey A. Goldstein
Received: 27 February 2008 / Accepted: 23 April 2008 / Published online: 16 May 2008
copy;Springer-Verlag 2008
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美国的研究性大学在传统课程教学与学术的研究基础上把区域性商业与经济发展添加为核心。尽管许多评论家已经证实,这种创业机遇的出现与长期建立的学术规范、程序和奖励制度相矛盾。本文对于教师对学术创业的态度做出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来审核创业转变被理所当然接受的程度来确定哪些学术创业活动被认为是适当的,或合法的;且那些被态度不同的教职人员们广泛认为是不合适的,最显著的标志。这个调查结果提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业转向尚未被认定成必然的证据,开放科学的标准仍然被广泛接受且与一些学术创业活动相冲突。这里似乎有一个广泛的——虽然不是自愿的——什么是适当的和合法的创业活动的边界协定在学术创业上跨越了学科,学术水平和经验。
经济文献杂志的分类系统 O31 · O32 · O38 · O17
1.序言
关于大学在刺激或协助区域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这个强度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已经加剧。这种持续增长的关注同时也在大学里产生,至少是美国的大学,做出了关于创业转变的决定。通过这些我想说明的是:(1)高校作为大型机构在关于技术突破阻碍而商业化和发展化的基础研究中的积极参与;(2)改变内部规章、奖励与鼓励、行为规范制度,和管理方式来消除个别教职人员、其他研究者、研究机构/从事的行为研究的障碍,使得大学毕业生能够知识商业化。大学创业转变的证据存在许多方面,包括科技转的增多与扩大,公开发明数量的增加,大学责任声明的变化,以及任期和晋升标准的变化。
许多理由被提出来解释美国大学创业转变,许多引用在1980年联邦立法通过的Bayh-Dole法案,这使得高校知识产权有了来自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在美国公司输给日本的时间里作为帮助他们重获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工具之一。一般而言,大学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以在当其他传统来源的大学经费增长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作为一种使其收入多元化的宝贵方式。以公立大学为例,许多州政府的立法与未来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高校积极参,在商业与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挂钩。而对于那些在科研质量与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被认为是二流或三流的大学,这里有一种理解,即将资源投入技术开发可以帮助这些大学在排行榜上实现“蛙跳式”的飞跃。
很多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文献着重讨论了大学作为区域经济“引擎”作为他们支出乘数结果的重要性。而这已经被高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剂有效性研究所取代。研究人员试图归把区域经济成果的变化归因于特定的活动,比如教学、研究、技术转让、资产投资或者把大学作为一个整体(Goldstein等. 1995)。对于私人企业或本地企业,亦或是由于这些正外部性诱导在该区域的定位,高校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和发生率一直是一个特别的重点(例如 Varga 2000)。
一直以来创业转向在美国大学里似乎帮助促进创新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虽然影响的大小还有待商榷——这并不是没有争议。某些争论围绕着学术创业的几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这里面包括,第一,在组织和管理技术转移的活动方面,大学在实践中抑制具有商业化潜力的知识传播的可能性。(Litan等. 2007) 第二,高校将重点放在应用研究的商业潜力问题上可能导致科学与工程基础研究质量与数量的削弱(Nelson1996)。其他争议更多的是在规范领域,以及关注作为传统规范的承诺“开放科学”的损失,和随之而来的内部文化、奖励激励制度、资源配置、大学管理规章的变化。大学规范性问题在在某些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是否恰当合理,在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或是区域科学文献中很少被提及(例如Lee 1996)。在高等教育文献中——作为在学术上侵权的商业化文件和后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例如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Bok 2003; Washburn 2005)。
创业型大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已在组织社会学领域解决,在这个领域里,高校已作为发展和测试制度变迁过程假设的实证基础(Colyvas and Powell 2006)。尤其是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Colyvas和Powell以斯坦福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研究为例来了解高校知识商品化的制度化进程。
这篇文章走大学创业转向的规范维度探索之路,而不是关注大学效能问题。我们用一个基于网络的,关于全美研究型大学师资力量调查的解决三个相关的问题:
bull; 在Colyvas和Powell(2006)提出的观点中,“知识的商业化”是否成为制度化的作为教 师个体水平的判断标准(视大学为企业组织)?
bull; 关于“创业转向”的态度在教师队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哪些个人或制度因素最能解释这种差异呢?
bull; 我们是否可以借鉴一些具体的,教师普遍认为合理合法的,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名的学术创业活动类型,或者被认为不是这的活动中来判断这个问题是否有某种度量标准?
2.现代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模型
相对而言,美国时下的“创业转向”应该被考虑在它与更大的现代大学的历史环境和更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下。本文提出了三个看法或者说是模型来作为讨论的应用基准。
2.1洪堡或象牙塔模型
大学的洪堡模型诞生于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此时德国大学的专属任务是提供指示性研究 (Altbach 1999)。Wilhelm von Humboldt是一个普鲁士政府高级公务员,负责主管普鲁士教育和高等教育彻底改革。大学洪堡理论被定义为博士学位,事实上,他是在1860年第一次被改编和引进自美国的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而由来的(Pelikan 1992)。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被粗略翻译的意思是“人的形成”德国人文教化理想上的(Humboldt 1988)。通过研究将客观世界与主观个体联系起来,通识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与普通教育不同因为它更为实用,或是面向专业培训。
这个最早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其他重要原则是学习和研究的不可分割性,向教授承诺学术自由(即使德国大学是高度民主的,按等级划分的,权威的组织),还有科学与学术探究的统一。
而德国大学的现实却从未完全满足洪堡的理想,即使是在十九世纪(甚至在二十世纪德国大学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这一思想仍被牢牢地嵌入在德国的高等教育文化中,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甚至是后博洛尼亚进程。据称许多欧洲大学在商业活动——专利、许可、帮助初创公司——中积极抵制,已然是一个大学洪堡模式的遗留。
在美国,洪堡模型在其所有的特征下从来没有落实到位,即使它的许多关键属性被Johns Hopkins首次实现且不久之后在其他大学——主要是私人大学和富有大学里——来强调毕业教育和本科以上教育的研究。例如,几乎每一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都开设有专业培训课程,且至少是一些中级专业课——医学或法律——有重要的区别,并在基础,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保留,且在普通(文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应用研究和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劣势。
2.2赠地或经营大学模式
高等教育的对比模型和增地大学一起出现在第十九世纪的最后半个世纪的美国。他们的责任是致力于教授农业和机械艺术(虽然不排斥经典研究),以及以及为工人阶级子女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Cote and Cote 1993),尽管1862年根据联邦法规定里,它们还是赠与了联邦掌控的土地给国家。之后,合作扩展作为一个主要的大学功能,这也许是最早的制度化的“公共服务”。合作推广意味着高校从学校里派遣代理人到农村地区帮忙把农业研究成果带给农业生产者。这是继若干年后的“工业扩展”,代理商访问个体制造企业并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或者说是根据最新的工程研究创新产品和工艺。
大学模型中最早,可能还是最好的单个表达式之一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Ward 1992)。威斯康星思想作为大学使命的衔接在世纪之交兴起而向国家提供直接服务:“以任何形式向政府提供关于公共政策的建议,提供信息和运动技术技能,为公民和商人提供研究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对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展宣传活动”(Stark 1995)。最著名的庆祝活动之一是Stephen Babcock教授的一个关于牛奶中脂肪含量简单而廉价的试验发明,这个发明被证明对国家乳制品行业是是非常有益和有利可图的。但是其他案例,包括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教授的国家前进道路的延伸讲座和John Common教授的旨在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规划和起草立法。大学管理人员预计所有教师都将从事研究工作,这将为威斯康星人民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但是这并没有规定理论利益还是实践应用为出发点(Stark 1995, p. 10)。
现在许多人经常提到这个模型作为经营大学的当代形式。Ernest Boyer,卡耐基基金会的吱声执行董事,大力支持是“应用奖学金”的衔接和重要性(Boyer 1990)。采纳Boyer的许多观点,凯洛格基金会(凯洛格委员会2001)和20世纪90年代国家大学和赠地学院联合会等一系列委员和委员会测试了土地津贴和其他公立大学如何更好地准备满足社会需求和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状况。为了评估成为一个真正经营大学的进展这项工作定义并描述了“占有大学的”显著性特征,及其他一系列的指标和基准:
“参与是大学知识与资源的合作关系,为了和那些公共和私营部门交流,以丰富奖学金。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经费;它加强了课程、教学和学习;准备并从事公民教育;强化民主价值与公民责任;解决关键社会问题;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中投委员会2005)
基准削减了约24个方面,包括制度政策和程序,资源承诺,学生参与和外展,社区与社区组织的制度参与,教师参与翻译,向外部的群众传递新知识。
2.3三螺旋或创业型大学模式
现代大学的第三个理念是什么被称为“三螺旋模型”(Etzkowitz等 2000; Benner and Sandstrom 2000)。虽然许多版本的创业大学的理念已经被提出,三螺旋模型可能是在大学的演变和对知识经济的要求中最明确和最好的与历史发展想符合的。“三螺旋”指的是有联系的交织在一起的学术–行业–政府的螺旋模式,它通过战略推进经济发展的螺旋式联系。过去把这些独立的领域分开,损害了经济的竞争力和技术进步率,而这个结构额出现意味着打破传统的组织,文化和规范的障碍。对于这些大学来说,它的含义和要求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科研和教学为学术使命的学术结构和功能”(Etzkowitz et al. 2000, p. 314)。
三螺旋模型远远超出了一个简单而合乎逻辑扩展的“经营大学”模型。而它所需的或隐含的组合类型包括:对于研究型大学中传统教学和研究职能新的理解和度量标准;内部组织更有利于跨学科合作以及与政府和产业合作伙伴的合作所带来的变化;治理与管理的新模式;以及新的机构的能力。
这些可能包括:
bull; 教师与学生作为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传统角色在演讲厅、研讨会或者实验室等场所下的交流互动,将被教职人员作为训练教练而取代,同时学生将在“现实世界”里测试他们所学的知识,例如成为由老师安排的实习生。
bull; 知识资本化应该与知识产业化,还有传播力度作为对各院系、各院系、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整体评价的准绳变得同等重要。对于教师的奖励和激励结构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从而反映输出值在作怎样的变化。
bull; 知识研究的生产模式将在众多的内部和外部活动中被组织成战略联盟和团队,而不是作为单一的主体研究者模型来指导一批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何在大学实验室里工作。这些联盟将习惯商业化的机会和预期利润的开始运作。
bull; 中学科或系统间相互影响或衔接的边缘区域和媒介的功能,还有大学本身的能力,其应该被扩大,在技术转移代理人,法律专家、合同专家和允许产业无缝的互动和谈判的主理人,以及政府合作伙伴这些人的核心力量作用下。
bull; 大学应该作为人才与新企业孕育和培养的温床。这有助于在新的创业发展中,指导并协助教师创业,同时增加这一能力并丰富工作人员的经验,另外通过改变大学的文化与奖励结构,可以增加在校教师的创业率(Etzkowitz等2000;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0)。
bull; 创业型大学,还有一些外部㢟已经作为一项内部和外部关系原则中的认知理性取代了经济理性(例如学生作为客户)。
当我们比较这三种模型时,我也许首先会关注在洪堡模型中的明确突破,一方面是与经营型和创业型大学相比较,另一方面是关于大学和外部组织中的行动者,和在大学的使命和活动中这种互动制度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当然,第一个观点会忽略一个我认为是在经营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之间更为本质的突破,依据一系列的规范、管理方式、社会关系,和大学内部的组织安排。
经营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开放科学”的制度化规范,还有对于知识作为“公益”对比“知识作为商品”观点偏差上。考虑到科学精神的四个组成要素之一,Merton (1973)认为自从科学发现成为社会合作的产物起,他们应该被分配到公共领域,且应该被视为公共财产。这一规范的逻辑推论是势在必行且是调查结果的公开交流。当经营大学行使他的知识产权时,“知识产权政策促进知识和研究作为公共物品的可用性”(中投委员会2005号,第5页) ,而不是作为一种高校创收的,经常被视为通过独家专利许可协议来限制使用的手段。这样的约束导致了更为缓慢的新产品渗透理论,以及整体经济中更低的技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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