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中国高档海鲜价值链：菲律宾和北美供应商带来的不同结果外文翻译资料

英语原文共 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供应中国高档海鲜价值链：菲律宾和北美供应商带来的不同结果

1引言

中国的繁荣复兴为全球各类的商品生产者创造了市场机遇，尤其是依赖其不断发展的中产阶级。中国对世界海鲜消费总量影响巨大，世界上大部分的捕捞是进口到中国的。本文探索了改变中国海鲜价值链对不同供应国社会和环境上的影响。

对菲律宾的研究表明，菲律宾沿海地区的生计越来越依赖出口渔业到中国。这些渔业影响区域经济价值和特定的生态系统，比如珊瑚礁。高档海鲜贸易为整个亚太地区的许多贫困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过度捕捞和破坏性的技术也导致了渔业资源下降和环境恶化。这种退化引起了对渔业和粮食安全的未来可行性的担忧。对菲律宾和北美的生产供应商的不同影响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监管、文化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距。北美与中国的海鲜贸易也在迅速扩大，但面临的挑战不同于菲律宾。北美完善的环境法规和更多的资本介入让其贸易交易者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价值链。借鉴对菲律宾和北美的研究，本文将探讨提供中国海鲜消费的供应者在其价值链背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重点是了解中国的海鲜价值链对不同类型的生产商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和结果。为此，本文考察了特定机构对生产商“升级”能力的影响，了解其在社会经济方面创造的价值和在环境方面提高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本文将探讨不同的制度如何影响生产商的发展能力以应对中国海鲜的需求，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虽然很少有学术研究者评价中国自然资源消费的价值链，但他们对于中国的消费对生产具有影响的实质与价值链的做法也有共鸣。

1.1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一观点经常应用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和它对来源国环境或生态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西方，鱼翅贸易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许多人强调中国鱼翅消费已经对世界鲨鱼种群造成了破坏。中国消费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受到了重视。在渔业方面，主要出口到中国和香港的活珊瑚礁鱼换粮贸易这项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也在发生着改变：从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以超过香港传统渔场为目标，在上世纪80年代扩大进入印度尼西亚，并在上世纪90年代进一步蔓延至整个亚太地区。这样的移动带来了体制机制的挑战以确保可持续性。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市场的迅速扩张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心的挑战。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市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长是对生产商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威胁。在价值链的描述中，价值链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2.方法

本文采用了多种来源和方法，包括对菲律宾的实地考察，采访来自中国的海鲜贸易者和政府代表，以及政府的统计数据。自从2005年起，作者就已经对菲律宾活珊瑚礁鱼换粮贸易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作者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志研究；本篇论文的材料主要利用了2005到2010年间在卡拉棉列岛的研究。通过观察和采访渔民、商人、政府官员、旅游经营者和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作者收集了一系列渔业贸易问题的数据（包括活珊瑚礁鱼）。

3.中国的海产品消费

3.1市场特征

不确定性始终围绕着中国海鲜的消费量、价值和特性，中国政府对渔业生产的统计数据相当不可靠，主要因为负责生产统计的地方政府官员为完成国家的配额和目标从而获取奖励。这对高估生产量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其他数据可能会显著低估生产量，例如有关中国远洋捕捞船队的数据。此外，由于香港高水平的加工、再出口以及合法的“灰色贸易”，中国的很多海鲜贸易被充分监督。

3.2中国高档海鲜消费制度的决定因素

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影响着海鲜消费模式。这些制度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一种市场需求的独特形式。中国的华南地区一直是海鲜消费的历史中心，现在仍具有最高消费水平。

4发展中国家供应商：以菲律宾的活珊瑚礁鱼贸易为例

在中国的海鲜消费种类中，活珊瑚礁鱼最值得关注。本节探讨中国进口的活珊瑚礁鱼与来源国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活珊瑚礁鱼贸易价值估计有8亿美元，其吨位运行约每年30000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被报道为香港和中国的三大供应商。捕鱼主要集中在大的珊瑚礁，高价物种包括豹珊瑚、石斑鱼苏眉和驼峰石斑鱼。在出口之前，鱼通常是被小型渔民卖给当地的中介和交易员，主要的贸易中心是香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贸易的珊瑚礁活鱼已经从香港扩展到菲律宾，并且在这段时间逐步扩展到新的资源地区。

在巴拉望省，活珊瑚礁鱼贸易的价值和地理分布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增加。巴拉望北部的卡拉棉列岛一直是巴拉望活珊瑚礁鱼的贸易中心，捕捉的重点仍然集中在豹石斑鱼上。在1988年，经营刚开始的时候，0.5-1kg的活豹石斑鱼的价格大约是每千克1.6美元，但是价格在逐渐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渔民已经可以获得超过20美元／kg的价格。这种高价对渔民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大约有60%-70%的当地渔业团体参与到捕捉活珊瑚礁鱼中。随着20世纪90年代贸易价值的增加，活珊瑚礁鱼贸易疯狂增长。到2003年，从菲律宾出口的鱼中有55%以上都来自于巴拉望。目前，几乎所有的巴拉望省沿海部分都在实行活珊瑚礁鱼贸易。

5中国高端海鲜市场的北美供应商

本节探讨了从北美到中国的高档海鲜产品的贸易，并注意到这一贸易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后果。

5.1出口趋势

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商而言，中国对高档海鲜的需求日益增长，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广阔的替代市场。从2003年开始，北美洲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在10年来一直稳步提高出口。比重较高的高档海鲜产品，包括蛤蜊和龙虾，出口量大大增加，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在2004年11月11日中国的“光棍节”，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设法在这一天卖出了90000千克的加拿大龙虾。

5.2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作者指出北美出口商对于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一致叫好。中国人吃高档海鲜的口味增加了特定产品的（例如象拔蚌）需求并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这一观点也反映在官方消息来源。例如，美国农业部(USDA)报告指出：“全新类别产品出口到中国--活海鲜。报告论述了未来的趋势，对美国出口商产生的机会都是积极的。”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持续增加，新一类的消费人群已经出现。他们注重的是产品的质量、安全和信誉，而价格并不是主导因素。出口商也看重冷冻的海鲜产品和其他海产品的出口趋势。例如三文鱼，包括冷冻的鱼和鱼片。其他新颖的产品形式已经上升为中国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的海产品，改变了过去消费者强调绝对新鲜的传统观念。

与菲律宾相比这两个北美国家在海鲜出口的商业模式上的主要区别是他们减少了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依赖。根据以往的数据分析，出口商提出资本可以直接到中国交易而无需借助总部设在香港的中介机构。这种独立的交易方式使北美商人在贸易中获取了更大的份额。基本上也没有出现北美洲特有的环境而导致商人和绝对贫困、缺乏替代生计的渔民的强制交易。

中国内地海鲜关税根据产品种类和原产地的不同收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关税。香港并不征收进口海鲜的关税，这导致大量的海鲜首先出口到香港再走私到内地形成灰色交易。北京政府越来越强力的打压，迫使商人寻找更加有利可图的方式直接进入内地销售。出口商直接销往内地也面临海关检疫的障碍。地方海关和检疫办事处，在中国境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往往按照不同地方法规行使权力，例如有些产品也许获准出口到上海，但不可以出口到广州。此外，出口商告诉笔者很多规定频繁的修改并且没有提前和他们沟通。最近在中国的食品安全丑闻导致了政府更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对生鲜食品，出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条例——像从佛罗里达运输到北京的龙虾在24小时内出具健康证书。中国内地缺乏与香港同样的存储和运输设施。语言不通和不熟悉的市场环境也增加了复杂性，这致使很多出口商最终选择利用经纪商和其他中介机构处理他们的贸易。

从环境的角度看，北美渔业供应给中国是比较好管控的。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认证是公认的，虽然这不是一个先决条件或中国市场的优先选项。MSC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以消费者的需求为走向，以可持续捕捞的海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因此，作为一种影响价值链不同部分的治理制度，它有重要的批评和关注的认证过程。此外，我们的捕鱼业造成社会经济的担忧，以及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然而与菲律宾的渔业相比，北美洲渔业一般都是更好管控。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强大的监管机构和雄厚的财富基础。

6讨论与结论

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型和位置的生产商受高档海鲜需求增长的不同影响。中国和生产国的制度背景不同，影响供应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中国，一系列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机构塑造消费者对特定类型的海鲜，特别是产品形式的消费需求。这种类型的需求对生产者的生产和生产国的能力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并影响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升级。

案例研究的菲律宾珊瑚鱼的贸易表明中国需求引发鱼存量下降和生态问题。在菲律宾沿海地区的高档海鲜产量在下降。从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角度看，反映出任何形式的贸易都是挑战和机遇的混合物。菲律宾渔民认为贸易为他们提供了相对丰厚的机会，但通常是处在一个弱势地位谈判。供应链的延伸一直到香港，往往对供应商提出苛刻条件。许多人是贫穷的劳动力，他们很少拥有定价权。菲律宾的案例研究突出了潜在的陷阱——在自然资源贸易迅速增加的背景下，薄弱的监管和发展经济。对于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则是经济效率。由于北美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强大的监管机构，环境资源得到更好地管理，美国可以更好地利用机会。这支持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那些能够利用新的市场机会，并获得最新价值链收益的是那些拥有市场资源最广泛的国家。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同，本文认为，在特定价值链的获取下，受中介机构的影响更为密切。由于近年来学者们对渔业、贫困和濒危性的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渔业贸易的利益可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上第一次实现。因此，我国消费提高，渔业贸易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普遍改善，但只有在确保生产国社会发展的相关制度健全和资源得到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这会产生更广泛的有关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贸易和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讨论。这表明，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经济政策更适合发达国家。从价值链来看，制度环境不仅有助于解释价值链本身的性质（例如中国需求的特殊形式），而且反应生产者的结果。

通常，中国不断增长的自然资源的需求，造成了两极化的观点：一是海外供应商的福音，二是导致目标国家因为关系不平等而造成自然环境受到破坏的危害。显然，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和监管机构，因为这些会决定生产国贸易如何开展。发达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监管机构和更多的金融资源，可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的海鲜和其他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因为债务、有限的资金来源和有限的替代收入来源嵌入价值链关系的原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消费的增长呈现出类似的经济机会，但他们在实现收益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方面遇到更大的障碍。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3061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