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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草》的问题在哪里
上田 仁志
引言
夏目漱石下定决心选择职业作家的道路。对于这样的夏目漱石来说,《虞美人草》(明治40年6月-10月,朝日新闻)是“第二部处女作”,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是如今它的人气不能说高,对它的评论也褒贬不一。在专家里作者是以什么样的目的、态度来构想、执笔这部小说的,这当然一直在被详细地研究。通过对作品详细地解读、分析,小说构成上的特点也变得非常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这种评价自身被概括为“文体华丽,过于雕琢的规模宏大的失败作”(三好行雄)比较好。以前想要对《虞美人草》进行再评价的研究方法,对现在的读者来说往往很落后,与他们的性格不符。经过讨论了解到,以前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代表这部作品美文调的“落后”而来的,但是即使作品本身“做的不好”,作者在这上面花费的那么多劳动力也有了收获。所以,在这种认知上,可以说以前的研究方向在于探索方法上的深化。小论的目的是要重新探讨《虞美人草》在漱石的作品系列,尤其是在他的长篇小说系谱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但是,在这篇论文中,比起作家式“深化”过程的这种通时性的理解,我想从更加共时性的观点,也就是小说采用的解说和视点问题,和作品中人物的提示方法中所表现的文学形式上多层性的观点弄清楚《虞美人草》的特异性。当然必须承认对那种考察来说,与漱石其他作品的具体的比较探讨是很必要的。但是在这里,只能在很局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在探索《虞美人草》本身的性质时,《虞美人草》与漱石其他作品的小说构成上的明显不同自然就变得明了了。以下的考察是为了弄清具有多种倾向和振幅的漱石作品全体的一个线索。首先简单地从探索作品评价的变迁开始。
评价的变迁和争论点
流行总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所以有的商品或事情的流行,一定有某种程度最高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有一次不附上条件,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漱石的弟子小宫丰隆说,《虞美人草》当时在报纸上连载,人气非常高,这种人气未必只是文学性的。但是在现在的读者看来,虽然不能说完全理解不了,但是目前确实给人一种与己无关的印象。不过以这件事情为首,在作者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篇小说都作为漱石的代表作获得广泛的好评。《虞美人草》很新鲜。作为新闻小说(但是以现在的基准还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受广泛好评的通俗性读起来很容易,但是至少绝不是陈旧的作品。《虞美人草》的名气突然下降(自然主义者从这篇小说发表开始就进行否定评价,随着这种评价逐渐占优势,广泛的人气也在衰退),一般来说,被当作过时作品的是作者死后大正末期到昭和时期的作品。正宗白鸟的看法就代表这样的评价,同时也决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好的评价。
《虞美人草》中,作者凭借他的才华尽说一些无聊的事。而且,他像近代化马琴说的那样装作知识渊博,每一页都在很努力地说歪理,这让我感到很厌烦。(中略)如果去掉这些多余的东西,只留下小说的精华,那么藤尾和她的母亲、甲野、小野、宗近等多人错综的世态就会变得明确。但是只会概念性的留在读者的脑海中。(1)
这里的否定意味,无疑有成为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流派的小说观----原本是《小说精髓》之后的写实小说的主张-----虽然只能这样裁断,但是这个姑且不论,白鸟“近代化的马琴”的评论,很巧妙地说中了作为概念小说或思想小说的《虞美人草》的性质。如果把它作为要素来说,那么它就具有卖弄学问倾向的文明批判性以及概念性的明确的作品人物的造型性。“美文”干预着这双方。
这种评价前提下的写实文学观,在历史性的视野中相对化,最终能看到对《虞美人草》的“陈旧”的重新考虑。昭和40年前后,如果平冈敏夫在《lt;虞美人草gt;论》中,对以前的定论提出反设想,显示出对《虞美人草》再评价的转换点,那么其中论者在《虞美人草》中,孕育着与近代写实小说不同体裁的“明治小说”(被放在写实小说的支派的政治小说系小说)的可能性。反西洋近代写实小说,至少指出与非西洋近代写实小说一样的观点。之后矶田光一的“只是无聊的近代小说的《浮云》和《破戒》”,把“洋装的江户文学”的《金色夜叉》和《虞美人草》作为非常具有高度的作品,这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发言。这样的研究者、批评家对《虞美人草》的批评,具体来说当然照射着各种不同的面。但是整体来说,这关系到如何置位和评价作品的“落后”。简单化来说,因为《虞美人草》劝善惩恶的内容和美文调的文体,它被当作落伍的作品,被轻视。但是这样的作品拥有的清楚的性格描写和情节构成的图式性,所以在现代有时也会被评价成“意想不到的有趣的作品”。
但是,即使充分根据那种情况重新考虑《虞美人草》,这篇小说要在漱石的作品中被置于优秀作品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这种事态也许完全不能变更。作为面向一开始的一般读者的新闻小说,可以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干劲,另一方面却因此被认为是“用力过猛”或“绊脚石”的失败作,不易打动人。但是,即使暂时保留那样的价值评价,比如就像水村美苗《lt;男和男gt;和lt;男和女gt;----藤尾的死》那样明确的陈述:
即使重新评价《虞美人草》的“陈旧”,也不能抹去这个作品是决定性的失败作的印象。读《虞美人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有一种失常的印象。说《虞美人草》“落后”,不如说它“老气”。这种“老气”不仅被认为是作为时代错误,也包含着过剩的东西。
是否觉得《虞美人草》落后,也许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件事。现在的(或者无论哪个时代)读者,读一篇小说,如果能感受其中的趣味,对其产生兴趣,这种落后的印象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有时反而会变成趣味。而且如果仅仅是落伍的作品,那它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问题是,“落后”的实质即“过剩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确实,不能否认,《虞美人草》中“总觉得有问题”的感觉。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呢。虽然想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它按照作品的言论来进行证实,但是如果预先下结论的话,这篇小说就会与作者在作品构想上的明确意图不一致。而且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各种各样不同种类混淆性的不通顺的小说,是一个无法读下去的作品。不用说,把《虞美人草》的失败,简单地归于“劝善惩恶”或“美文”中是不对的。而且如果说那只是结构上的失败----虽然事实上就是这样----那就不是混乱的主要理由说明。说起来《虞美人草》无论是劝善惩恶小说还是写实小说,如果用单一的尺度判断,那么这个作品还有很多矛盾纠纷。同时,如果没有考虑这种基准带来的偏差,那它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作品。问题应该是以更加细微的水准明示作品的复合性或不同种类的混淆性。以下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说明的。
作品的思想和故事的论理
总的看来,漱石的初期作品以明示的形式显示出“文明批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特意强调。根据作品不同,主要批评对象也不同,批评态度的强弱当然也各种各样,但是无论是《猫》和《哥儿》诙谐的背后,还是《草枕》卖弄学问的审美趣味背后,都忽隐忽现着作者的批评意识。这有的时候很露骨,搞不好的话甚至会有损坏作品的小说结构的危险。可以说从《第二百一十天》到《台风》,作者“文明批判”的热情就像“余欲派”的名称一样一直在高涨。《虞美人草》中所看到的“道义”的主题本身可以说相当于漱石自身的思想。这个时期,根据书信等资料,作者用不是“玩”而是“拼命”的态度(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自觉性的态度变更),以文明批评的立场热心写主张“道义”的作品---很明显,作者在以这个为目标。沿着这条线构想、执笔的《虞美人草》,在这个基础上显示出理念或者理论,就透露出是概念小说或教育小说性质的作品。下面一段书信的引用,在作品的论述中,可以说是必要的引证(小说连载时看到的)。
不能同情藤尾那样的女人。那是一个讨厌的女人,有诗趣却不成熟,是一个缺乏道义心的女人。最终杀掉她是这篇小说的主旨。如果不能顺利地杀掉她那就救她。但是如果救她的话她会变本加厉。小说最后加上哲学,这个哲学是一个理论。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我写了整篇文章。所以绝对不能认为那是个好女人。不知道像小夜子这样的女人是多么的可怜。---《虞美人草》到这里就结束了。(明治40年7月19日 致小宫丰隆)
这里最后加上的“哲学”“理论”,是以作中人物甲野的日记形式开展的,作中末尾指出以下地方。
悲剧比喜剧伟大。(中略)[悲剧]因为能够突然由生变死所以伟大。悲剧能够让被忘却的死亡在不经意间被记起所以伟大。悲剧能够让开玩笑的人一下子端正态度所以伟大。人生的第一义在于道义---悲剧能够让这个命题在脑海中确立所以伟大。悲剧能够让人在运行道义的时候先经历悲剧再到毫无险阻所以伟大。我们热切希望别人实践道义,但是自己却最难做到。悲剧能够让人自觉地实践道义所以伟大。道义的实践对他人最有利,对自己最不利。人们致力于道义的实践,促进普遍的幸福,引导社会走向真正的文明,所以悲剧是伟大的。
《虞美人草》中的文明(现代文明),被当作应该批评、具有负面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这显而易见。主要理由在于“文明”中“道义”的缺乏。与此相反,“过去”“道义”被当作是有价值的世界,所以是作者的共鸣对象。(之前说到的论文中平冈氏说,以前的劝惩小说图式中一直被忽视的善恶的对立,正是“文明”和“过去”的对立---这一点很明显。)作者漱石在书信中对藤尾“讨厌的女人”“有诗趣却没道义”“缺乏道义心的女人”等陈述,与在《虞美人草》中“作者”对藤尾“有诗趣,没道义”的断定完全一致。“文明的淑女”的藤尾最后被写到“春天盛开的一切都消失了,我执强烈的女人喝下虚荣的毒药倒下了”。这也顺利地完成了漱石在书信中说的“最终杀掉她是整篇文章的主旨。如果不能顺利地杀掉她就救她”的意图。(现在虽然说“顺利地”,但是关于此有以下疑问)暂且把前面所说的整理为以下两点。漱石初期的新闻小说《虞美人草》,第一,思想(教育)小说的倾向很强,“文明”批判,尤其是“道义”的问题是主要的中心思想。第二,是这样的构想---把这样的主题放在故事中,用容易受欢迎的劝惩图式,把华丽和虚荣体现一身的女性藤尾当作坏人,以最后消灭她为结局。但是,丧失“道义”的“文明”批判,到底是不是以捆绑藤尾一人成就的性质。还是作者把藤尾的死作为作品内部的必然性来捕捉。说劝惩小说《虞美人草》的“思想”“理论”是什么很容易。但是因为抽象的“思想”,不得不通过实际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或行为、情节等具体化,所以作者的明确意图可能也被强迫相对化、变更。因此,作品的“思想”和故事的“言论”中可能经常出现不一致或者种类的差别。《虞美人草》中作者的意图到底要怎样实现呢?论点,不只是作为说明,而是在作品中“道义”的主题以怎样的形式展开。可以说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根据作品的言论,重新考虑作为故事论理的“道义”。下面就举出几个具体的事例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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